张之洞有儒者之风，注重德行修养，然而他又决非迂儒，其为官之道，颇精于谋略。
清末民初政论家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张之洞入枢府后，一日，问幕僚高友唐，外间对自己有何议论。高回答道：“人皆曰岑西林（即岑春董——引者注）不学无术，袁项城（即袁世凯——引者注）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高对曰：“老成谋国，必有胜算，本从学问中来，房谋杜断，当以老师为归。”之洞莞然。面对“房谋杜断”的赞誉之词，之洞莞然接受，可见他虽然口称“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但其内心，对自己之学与术，还是颇怀自信与自得的。临终之际，之洞对诸子总结平生，“学术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已”，由此足见他对于学术、治术、心术，均有足够的自觉与深切的体会。关于学术、心术，本书另有专论，此处专论之洞的治术。
之洞不愧一代能臣，工于心计，精于权变，善于转圜。对于仕途坎坷、官场倾轧之种种机关，可谓尽得其钥。惟其如此，他才能驾驶人生之舟，于艰险莫测的宦海沉浮中，乘风破浪，直挂云帆。要而言之，之洞之治术，约有以下数端：
（一）慎独避嫌
张之洞早年人党清流，议论风发，锋芒毕露，已对朝中权贵，多有触怒。外放疆吏后，大事兴革，“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更难免遭夙怨物议。光绪十九年（1893 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于两广总督任内，“兴居无节，号令不时”，任用肖小，姿意挥霍。朝屯令刘坤一李翰章确查具奏。刘李据实禀报，为之洞辨诬，“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有人奏劾之洞于暂署两江总督时，藉筹措军资办理捐借之名，于省城苏州“拦户编查，横搜大索”。
这次之洞为己申刷：臣虽为外吏，本系迂儒，深知固结民心乃可捍御外患，且到任未久，无德及人，纵无干誉之心。亦岂肯故为敛怨之事。若谓臣过于拘泥矜慎，不能猝筹巨款则诚有之，若谓肆意苛求，似与臣用意正为相反。原奏所云各节，何以讹传力讯至于如此之甚，臣实未解其故。
虽云“未解其故”，但之洞内心明白，谦恭谨微，慎独修行，乃是避除嫌疑，驳斥物议的最好方法。他在《连珠诗之六》中写道：
“诸葛一生唯谨慎”。之洞于此，亦时时警觉，未敢稍有差池。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五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 因与庆亲王奕劻有隙，被遣放归里。两日后，之洞补任协办大学士。瞿“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与之洞私谊甚笃。瞿鸿既获遣，返归故里湖南善化。途经夏口，欲渡江访之洞，之洞曰：“是实朋党之说也，必不可。”乃乘舟舶于江心，置酒话旧而别。
（二）“度德为进退，相时为行藏”
精于审时度势，以为进退之据；因时因地制宜，以为行事之规；灵活变通，立于不败，是之洞治术的过人之处。他在《连珠诗之十六》中，将此概括为“度德为进退，相对为行藏。”戊戌变法时，他与维新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作《劝学篇》，预留后路。而一旦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缉捕康、梁，他又马上摆出与维新派势不两立的姿态。其他与维新派有瓜葛者均获咎，而他却安然无恙。庚子年间，他看准慈禧太后虽然对列强“宣战”，但骨子里根本不敢与各国对抗到底，所以才出面策划“东南互保”，拒绝出兵“勤王”，并对英国挑动长江流域“独立”的企图不予公开抵制，静观事态发展。而一旦他发现列强并不急于抛弃慈禧集团另立傀儡时，立即改变对慈禧的态度，派员向”移驾”西安的慈禧恭请圣安，并进方物，又调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毛瑟快枪三千支，三生七口径大炮十六尊等大批军火。解赴陕西，以供“勤王”之需。对于“自立军”，在各方力量对比不明时，之洞表面听之任之，不作干预，而当北方局势趋于缓和，英国方面对自立军不再感兴趣之时，他立即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自立军”全部首脑人物一网打尽，迅即处决，以取悦朝廷。凡举种种，都显现出之洞干练老辣的治术，已达炉火纯青的水平。
（三）“不痴不聋不能为公”
之洞曾对僚属归纳，自己“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竟睹成功者，真徼幸也。”“真徼幸”是表面文字，内心对于治术精到的真得意，才是实际思想。“中庸”，本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孔子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礼记》又加以发展，不仅以中庸为最高美德，而且以中庸作为处理万事万物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宋儒程颐、程颢解释：“不偏之为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之洞可谓尽得“中庸”精髓。他有诗曰：
他以“中庸”行政：“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之不爽”。裁汰练军、勇营，不可“过骤”，“裁兵不裁官，裁散不裁整”，“百人裁五，限二十年而竣”。办新教育，先从改旧书院始，“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他以“中庸”治吏：“水清者无鱼，人察者无徒”，“隋文好聪察，肘腋忘独孤，卫君辨白马，无救国为墟，王道如春台，亡国如秋茶，法烦乱愈生，徒快巧吏胥”。他以“中庸”谏主：“高论不启蒙，强谏不悟主”，“既遇讳疾人，岂御药酒苦，强教欲觉迷，徒受按剑侮，知心一言善，戾时三策腐，”“躁隐两不佯，叩鸣视所舆。”他甚至这样以“中庸”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话说到这个份上，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四）“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
张之洞为官一生，十分注意博取口碑，维护自己的廉正形象。无论抚晋、督粤、经营荆楚，还是入赞廷枢，他都颇得人望，“一时称贤”，在民众心目中，大体保持了廉洁清正的声名。他在一封给侄子的信中，于谆谆告诫之间，相当自得地描述了自己的官风：
良民颂声载道，公事无瑕可指，虽有强宗、讼棍，彼何能为。至于绅士之十分狡很者，若自揣力不能锄去而降伏之，则亦不能不略用笼络驾驭之法，免致挠我政事。……既不恋缺，更可放手办事，专心为民，即使将钱漕赢余减去大半，亦不过与无缺等，尚落得口碑载道，万家尸祝也。……州县处处克己恤民，劣绅何从挟持煽动哉。侄能禀请减成征收，又能捐巨金办缉捕破重案，已是探骊得殊，闻之深为欣慰，勉力为之，必然与地方日臻浃洽，……须知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
这一长篇自白，道出张之洞数十年为官治民的经验之谈，勾勒出他作为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者，既重立功立言，更重立德的内心世界。对于这种心态，不可用“求虚名”一言以蔽之。诚如张之洞所言，为官清正所获得的“声名功德”固然属于为官者，而其功其德却造福于百姓，“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这正是民众不会忘却古往今来真正给国家民族留下实绩功业的政治家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