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没有哪一门学问像经学这样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对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如此深刻久远的影响。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学逐渐凌驾于诸子学之上，一家独尊。儒家经书《诗》、《书》、《易》、《礼》、《春秋》，进而《论语》、《孟子》，成为只可注疏，不可评论；只可顶礼，不可怀疑的神圣经典。对于这些儒学经典的训解、阐释之学，便是经学。经学既然是对儒经的训解、阐释，那么依据训解、阐释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思维方式等等因素的千差万别.必然是人言言殊。不过，千差万别之中，又有大同小异者，于是形成若干经学流派。在经学兴起的汉代，这种流派主要区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两派壁垒森严，相互攻汗。形成贯穿经学历史全过程的千年不息的大公案。
张之洞生活的晚清，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呈现出经学史上仅次于汉代的热烈场面。对经今古文之争，张之洞持坚定的古文经学立场，深恶痛绝今文经学。“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低之。”他的《学术》诗批评八十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今文经学：
张之洞于诗后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戊戌时期，张之洞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忧愤同心”、“变通成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方面，颇有共识，但对于康有为依本今文经学《春秋》公羊说而制定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却大不以为然，曾当面规劝康有为放弃该说，但为笃奉今文经学的康有为所断然拒绝。之洞自己不便著文公开驳议，曾约请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但未果。他还曾贿逼今文经学家廖平“著书自驳”，廖居然应命，称今文是小统，古文是大统，张之洞为此颇为得意。
为了全面、准确地评价张之洞持古非今的经学立场，有必要简要回顾经学今、古之争的来龙去脉。
先秦时儒学与墨、道、法、名、兵、阴阳诸学并列，并未占据特别优越的地位。秦始皇行法家路线，焚书坑儒，使儒学遭受沉重打击。汉兴之初，行黄老政治，儒学也并不时兴。直至武帝刘彻时，董仲舒奏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武帝用其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实际上百家并未绝灭，但孔儒之学却逐渐取得学术止统地位，声势日张。 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六年）兴太学，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诸生。秦火之后，儒学先秦旧本多不存，五经博士讲授所据，均用两汉流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经籍，故尔称为今文经学。西汉今文经学，最重《春秋公丰传》。《春秋公羊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口授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生）著于竹帛”。《春秋公羊传》开篇第一句便讲“大一统”，正合武帝口味。今文经学着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大一统”作学理论证，故“公羊”学成为一时之显学。
秦皇焚书，也有少量儒经或藏于空壁，或散佚民间，逃脱了毁灭的厄运。这些儒经用先秦的古籀文字书写，故称古文经。武帝时，古文经亦有少量传本，但未立博士，不列于学官，影响远逊于今文经。西汉未年，刘歆（？—23）向哀帝建议将古文经籍《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列立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对。王莽立”新”朝，刘歆为其“国师”。玉莽要援引古文经《周礼》作为政治改革的依据，刘歆则借王莽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平帝时，古文经学终于立博士，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盛极一时。
与今文经学以开掘儒经的“微言”“大义”为宗旨不同，古文经学着意儒经的名物典章训诂，特别强调从文字训释人手，阐明经义。著名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约 58—约 147）称“文学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在这一根本区别之下，今古文经学分歧表现在诸多方面。
1、对孔子和五经的看法不同。今文学家以孔子为政治家、教育家，尊孔子为“素王”，即不在位之帝王。他们认为孔子手订经籍，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以为治国之道。古文学家却以孔子为史学家，尊孔子为先师。在他们看来，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五经只是他记录下的历史资料。
2、学术源流不同。今文经学讲究”师法”。“师法者，鲁丕所谓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是也”。他们斥责古文家不溯学术之源，古文经均为刘歆伪造，“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古文经学则讲究“家法”。“家法者，范晔所谓专相传租，莫或讹杂，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是也。”他们鄙薄今文学家抱守秦火之残缺。
3、学风不同。今文经学大讲阴阳灾异，谶纬迷信，学风流于空疏、荒诞。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学风较为朴实平易，但往往夫于繁琐。4、两派都崇尚三代，但对其具体制度，解释各异。今文家认为三代封建分五服三等，王畿内封国，天子五年一巡狩，有太庙，无明堂，无世卿，有选举，三公为司徒、司空、司马……。古文家却认为三代封建分九服五等，王畿内不封国，天子十二年一巡狩，无太庙，有明堂，有世卿，无选举，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
东汉未年，郑玄（127—200）以古文为学，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今古文两派精华，自成一家之言，郑学蔚为大国，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始告平息，但分歧依然存在，门户依然壁立。降及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于沉寂千余年后，重开战火。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网缜密，将士人逼人象牙之塔，文物考据之学得以长足发展，乾隆、嘉庆年间达于极盛。顾炎武（1613—1682）、阎若璩（1636—1704）、胡渭（1633—1740）、惠栋（1697—1758）、戴震（1723—1777）等大师辈出。与此相关连，古文经学也发展到空前高峰，“烂然如日中天矣。”道光。咸丰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太平天国风暴席卷半壁河山，西方列强的鸦片、大炮，撬开封闭的国门。清政府“积威日驰，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古文经学未流受到严重冲击，而“喜以经学作政论”的今文经学渐起衰势；勃然成风。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前驱人物是庄存与（1719—1788）。庄氏“从幼人塾，即以古人自期”，“研经求实用”，“笃志深邃，穷源人微，独有会心。”庄存与最重要的著作《春秋正辞》专门发挥《春秋》“微言大义”，认为“《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圣心之极。”“《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札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继承了外家“庄氏之学”。他认为《春秋》“垂法万世”“将以禁暴除乱，而维封建于不敝”。他说：“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则是“五经之管钥”，”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经过刘逢禄发扬光大，今文经学“常州学派”⑨卓然而立。道光、咸丰年间，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目睹社会危机日甚一曰，承接今文经学要旨，“以经学作政论”，力图振颓起衰，挽大厦之将倾。龚自珍自幼从外祖父段玉裁（1735—1815）学习《说文解字》。段玉裁是戴震的及门弟子，《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的代表作品。因此龚自珍古文经学素养颇深，但是，他并不为文字考据之学所囿，其殷忧国事，救治社会“痹痨”的襟怀抱负与今文经学的“经世”倾向十分吻合，因而“好今文，说经崇庄、刘”，“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低排专制”，其议论之激烈，感情之痛切，深刻影响了一代忧国忧民之土。梁启超评价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始，实自龚氏。”
魏源二十岁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传》，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其“变易”思想，基本脱胎于今文经学“三统”（黑统、白统、赤统）“三世”（衰乱、升平、太平）说。他对乾嘉学派颇表不满，还攻击戴震有抄袭丑行。为晚清今文经学大张其军者，乃维新领袖康有为（1858—1927）。康氏早年亦酷好古文经《周礼》。曾写作宣扬古文经学的《政学通议》。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1852—1932）影响，乃尽弃其旧说，服膺今文经学，认为“传经只有一公羊”。他著《新学伪经考》，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之故，在佐王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他又作《孔子改制考》，力证《春秋》等儒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一第一义”。他论述由据乱、经升平、至太平之世的公羊三世说和大同理想，借孔子的旗号，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问世，立即于学术、思想界引起“大飓风”、”大喷火”、“大地震”，今文经学由此而声势大振。
张之洞稍晚于龚、魏，与康有为属同时代人。当龚、魏、康等人将清代今文经学推向高涨的时代学术潮流中，他却恪守古文经学派的坚定立场，这与他早年问学经历有极大关系。张之洞早年所师从者，如韩超、丁诵孙、童云逵、洪次庚、吕文节等，文经学，这无疑给予之洞以决定性影响。之洞曾回忆道：
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日，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情，非于此冰释理顺，解经终是膈膜）。
张之洞秉承古文学派于五经中推重《诗》、《礼》的一贯传统。他认为治经次第，当以《诗》、《礼》为先。“《诗》、《礼》兼明，他经方可著手”。因此，”治《诗》、《礼》可不兼三经，治三经必涉《诗》、《礼》”。对于今文经学推崇备至的《春秋公羊传》，张之洞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认为“《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学者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对于西汉今文经学的开山董仲舒，之洞批评其“洽《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又说”公羊家师说虽多，未流颇涉傅会，何（何休——引注）注又复奥朴。”对于今文经学之未流谶纬说，之洞更予以猛烈抨击：
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
一、全经王正月，公羊皆以王字绝句（公、谷两家后师说春王两字怪谬百出皆由此起）。至黜周王鲁文成致麟等类，乃公羊后师之谬说，其何劭公创造坿益者尤多，姑不具沦，此外迂曲刻深不合于理者，不可胜计，已为郑君所驳，杜征南所纠，乃后儒所不取者，亦不具论。
以上可见，之洞对今文《春秋公羊传》的批评，虽然言词极为尖刻，然从学理上考究，亦具有缜密笃实的特点。这既得力于先师的训诲，本人的攻读，也与他的性格、学风相关。辜鸿铭评骘之洞：“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之洞对于公羊学的批评，恰证辜言之不诬。
晚清今文经学不同于西汉董、何之学及清中叶庄、刘之学的重要区别，在于龚、魏、康等人并非纯然的学问家，而是呼唤风雷的社会改革家（当然龚、魏与康又有程度不同）。因而晚清令文经学又具有大不同于董、何之学及庄、刘之学的“经世”特色。龚自珍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而要“通乎当世之务”以“救裨当世”康有力更明白申言取公羊三世说的真用心：“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因而他在阐发引申经义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而之洞反对今文经学，也基本上是立足于学术本身，对于龚、魏、康等人的“经世”倾向，则并无微词，而且他本人也是学术应经世以致用的积极倡导者。他尤不满于龚，康等人的，在于其“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的学风，这正是占文经学派“我注六经”式“朴学”风格的典型反映。有人曾向梁启超问及张之洞为何反对“孔子改制”说，梁答曰：“学派不合”。梁所称“学派”，即今、古文经学派，而非维新派、洋务派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