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术史上，与今、古文经学之争同样影响深远的又一公案，是汉学与宋学的壁垒对峙，相互消长。
汉学，即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汉代古文经学家治学多从文字训诂人手，前推《尔雅》，后重《说文解字》，通过对字形、字音、字义的训释和名物制度的考据，求得儒学经籍之“甚解”，学风质朴无华，故又称“朴学”，但亦往往病于烦琐支离。汉学时兴于两汉，其学风流播后世，不绝于缕，成为中华学术的主要派别之一。两汉以后，历代皆有重考证、尚质朴之治学者，他们便是汉学传人。
宋学，即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性命义理之学。“宋儒之学、派衍支分，不可弹述。有讲术数者，有务事功者，有以礼制为主者，有兼治乐律者”，其共同特色，则在阐释义理，兼及性命。宋学不满汉学，称“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训诂章句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乎性命道德之归。”宋学家”沟通佛∠，以治儒书，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为一时代之学术。”宋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抛弃汉儒治学传统，以理学观点注释儒家经典，重在发挥义理，而不在名物训诂上多用功夫，其学之长是精微博大，“象盖房屋那样，它们搭起来的是更细密的间架，更深邃的殿堂”，但其流弊则在虚妄空疏。宋学在宋元明各代地位极尊，治学者翕然从风，宋学遂成学坛主潮。
降及清代，“汉学”又呈复兴态势。究其原由，则在宋学自身。宋学”尽桃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脈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未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起而矫理学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病，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但是，清统治者充分利用理学维系纲常名教的理论功能，以朱熹配享孔庙，以朱注《四书》作为科举取士的圭泉。在“汉学”复兴的强劲冲击下，宋学以其七百年间形成的传统优势，仍雄踞学坛正宗地位。综观有清一代学坛，“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底，讲学者以浅陋者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张之洞研习古文经学出身，于汉学自有心得。但他于宋学，也未予排斥。清代以朱注“四书”为科场试帖之本，故凡科举出身者，于宋学必然熟稔。清代古文经学大师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等，亦未曾偏废宋学。汉宋之学于互争雄长之中，又呈综合之势，成为清代学术有别于元、明时代的“宋学”一统天下。尤其是到张之洞生活的晚清，西方文化学术渗人，太平天国激起“名教奇变”，“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为了挽救纲常名教于沦丧之中，清朝统治者也要求士子兼采汉、宋。而张之洞与曾国藩，分别是汉学出身和宋学出身，二者殊途同归，走上兼采汉宋之路，实践了《四库总目》所倡导的“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怯而公理出。”
曾国藩本“一宗宋儒”，他曾讥贬乾嘉汉学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但是，他于壮年以后，又转变态度，“余于道光未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清代古文经学家王念孙、王引之一引者注）”，对汉学发生好感。他说：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洋，博稽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之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
他研读汉学家江永（1681—1762），秦蕙田（1702—1764）等考证古代礼制的著作《礼经纲目》、《五礼通考》等，赞其“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他还训导儿子纪泽，治学务悉汉学门径：
“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不顾顾、阎、戴、江、钱、秦、段、王数人，而风气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
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而“汉宋兼容”，其动因既有学术方面的，即汉、宋之学确实互有短长；更有政治方面的。面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礼教纲常的猛烈攻击，曾国藩惊呼“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痛哭于九原”。两千年中国宗法专制政治，以“礼”为行为、道德规范。“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孔子因此主张对黎民百姓“导之以德”的同时，还要“齐之以礼”。在对“礼”的研究、考证方面，汉学家穷精竭虑，成就远在宋学家之上。因此当礼教纲常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宏扬汉学，便成为清儒的急迫使命。正是基于此点考虑，曾国藩提出推本礼教，“以通汉、宋二家之结”。同是兼综汉、宋，曾国藩是以宋学为本，张之洞则是以汉学为本。曾国藩多从政治需要着眼，而张之洞则多从学术本身考虑。张之洞将汉学视为学术之本，他说：
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学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以后诸儒传注，其义理精粹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傥不知本源，即读宋儒书，亦不解也。他着意强调汉学的训诂考证在推明经典原意上的重要作用：
汉学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物为何物，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然后知圣贤此言是何意义。不然空谈臆说，望文生义，即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与经旨元舆也。张之洞认为，一切学问，皆以通经为根抵，而通经又必须以小学（即汉儒音韵训诂之学）为根柢，他说：
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综此两端，其在笃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述者，终身由之而不尽。
另一方面，之洞对于宋明义理之学，也不一概排斥，尤其对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之学，更表崇敬之情：
四书朱注最精最显，澄怀观之，何语不憭。……世断无通经博览之人而不能解朱注者。四书一编，为群经之纲维，万理之渊海。宋儒以后理学家书，推明性理，洵发前代未发，然理无尽藏，师无定法，涯矣难穷，其高深徽眇，下学未能猝解。朱子《近思录》一书，言约而达，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威宜，所宜人置一编。
如果说曾国藩于“兼综汉宋”仍有所保留，态度较为暧昧，主张“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那么张之洞则公开揭橥破除门户之见，综采两家之长的标帜：
近世学者，多生门户之弊。奈何曰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学人贵通，其沦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己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已也。……使者于两家有所慕而无所党，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
张之洞批评们于汉来之一隅者都未能探获“圣人之道”，他指出：
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未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诋諆求胜，未为通儒。甚者或言必许、郑，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则号为汉学者，不免为贪鄙邪刻之徒，号为宋学者，徒便其庸劣巧诈之计。是则无论汉宋，虽学何为。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使行谊不修，涖官无用，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为汉儒之奴隶而实不能通其义，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尝读其书，尤为大谬，无足深责者矣。
他认为合理的学术态度是兼采汉学的认真读书和宋学的深入穷理：
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无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即使偏胜，要是诵法圣贤，各适其用，岂不胜于不学者。乃近人著书，入主出奴，互相丑诋，一若有大不得己者，而于不学者则绝不訾议，是诚何心，良可怪也。（近年士人既嫌汉学读书太苦，又嫌宋学律身太拘，五经几于废阁，名文亦嫌披览，但患其不学耳，何暇虑及学之流弊哉。）
张之洞兼综汉宋，从其学术根本上检讨，在于他对本原的孔门之学的全面理解。“先王设教，孔门授学，自当本末兼赅，道器竝著，岂有但详学僮仪节之文，五礼名物之制，而于身心治道绝不容一语及之者。”他认为，“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之洞兼综汉宋，归根结柢是要将二者统一到本原的孔门之学的真正精义上来。“窃惟诸经之义其有遇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盂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
由于之洞学术的根本立足点在本原的孔儒之学，故尔不仅能对孔儒之学内部的汉、宋学派兼容并纳，而且对于先秦诸子之学，也从补直、印证孔儒之学的意义上发掘其价值。
在学术宗旨方面，之洞出于纯正孔儒之学的立场，对于先秦诸子，包括一般人认为虽然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但仍不失为“八儒”之一的荀子，都持严格批评态度。他说：
《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杨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此外若《吕览》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见。《战国策》考见世变，势不能废。《孙》、《吴）、《尉镣》，兵家专门，尚不害道。尹文、慎到冠、尸佼，可采无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阴贼可鄙，皆不足观。……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傚实见施行者。
对于《老子》，之洞尤其深恶痛绝：
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纯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
但是，从学术资料着眼，从诠释、补充儒学的需要出发，张之洞又十分强调先秦诸子之学的珍贵价值。他认为：
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后子部书最杂，不可同年而语。诸子道术不同，体制各别，然读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训诂，务使碻实可解，切不可空论其文，臆度其理。即如庄子寓言，谓其事多乌有耳，至其文字名物，仍是凿凿可解，文从字顺，岂有著书传后，故令其语在可晓不可晓之间者乎？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其益无限。大抵天地间人情物理，下至猥琐纤末之事，经史所不能尽者，子部无不有之，其趣妙处，较之经史尤易引人入胜。故不读子，不知瓦砾糠粃比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学古文以为古文，唐宋巨公学诸子以为古文，此古文家秘奥。）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
显而易见，张之洞这里所论诸子典籍的学术价值，不惟纠正了当时腐儒排拒诸子之陋见，且于后世治学者，亦有所启迪。清末诸子学的发达，正是对张之洞“读子为通经”说的阐扬和展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