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政论家张继煦曾追论张之洞的经济思想说：
公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而开利源，首在发展实业。故在鄂设施，皆本一贯之政策以进行。或疑公趋重官营事业，亦进夺民利。不知公主旨在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裕民生。
张继煦在这里所论张之洞经济思想的“主旨”，系指张之洞转化为洋务大吏之后，而他此前的经济思想，基本不脱劝奖耕储，平粜救荒，轻徭薄赋，固本养民等传统故道。侧身清流、居官京师时期，他屡屡上书论政，言及国计民生者颇多，其主调仍呈中世纪古朴之风。他提出为政”大要”，“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又说，固邦本养民生当以奖廉吏、省厘税着手，“商民愁困，祸基不浅，欲救今日之弊，不在减局卡而在禁私征”。对于困扰朝廷的各地荒政，他援引经典之言，先贤之行，“救荒必以赈贷并举”，“古名臣如文彦博、范仲淹、苏拭、毕仲游诸人之救荒，惟以平祟为事，其效可睹也，不费之惠无过于此”，因而提出储粮平粜，劝富赈穷，以工代赈等救荒对策。直至出任晋抚之初，仍以“简静二字”为理政之纲，以“培养元气”为理财之道，其目标是增加户口，劝民勤业，垦辟田野，清理库赋，杜绝贪墨。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州县劝垦数多者优奖，漠视荒芜者者重惩”，又清丈田亩，免除累赋，广行社义仓法，以御灾荒。这一切均如他自己所说：“皆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
由抚晋转督粤疆，张之洞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化，随之其经济思想也发生转折，由恭奉儒学大经大纶，“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一变而为仿照西洋广兴实业，求强求富。其根本之旨，正如他在给翟鸿 书札中所自白：“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劝导民间仿用机器制造，以外塞漏卮，内开民智，尚是一线生机”。为了这“一线生机”，张之洞投入后半生精力，以坚韧不拔，排除万难的决心和毅力，将洋务实业的历史续写了十余年。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即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我们认为此说未必全然适当。且不说用“破产”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一场给予近代中国历史以深刻影响（包括正负两方面内容）的经济运动不尽妥贴，而且它本身就不尽符合史实。甲午以后四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张之洞于《劝学篇》中，历述左宗棠、沈葆祯、丁宝桢等人的“洋务”建树之后感叹道：“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张之洞本人，即以洋务运动的“恢张”者自任，在甲午以后的年代里。继续左宗棠等人的事业，并在某些方面将其推向更高的水平。亚洲最大的汉阳炼铁厂开炉炼铁、湖北枪炮厂扩充规模、贯通南北的芦汉铁路通车、粤汉铁路开工，这一系列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甲午之后的数年之间，发生在张之洞的湖广任所之内。在这一意义上，张之洞堪称“洋务殿军”。
作为洋务运动的殿后主将，张之洞在经济理论、产业思想方面，也有超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之处。这既体现在有关的言论中，更体现在他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经济实践活动中。例如他综合安排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布局，力图使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注意调动官、商两方面物力、财力和积极性以加速经济发展；依据中国当时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的具体国情，始终将由国家政权掌握经济活动的权←命脉列为实业建设的首要考虑因素，等等，都超出曾、左☆等人的认识水平，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别的一席之地。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基本旨宗是：通过引入西洋各国的先进机器工业生产手段，充分发掘本国资源，广兴农、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以达到塞漏卮、裕民生、固国本的目的。用他的话来讲，即“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无论是从张之洞个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或者当时国人对于“经世济民”方略的总体把握来衡量，这一认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