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治理地方，还是大兴洋务，财政问题部是关键之处。张之洞政绩卓著，与他开通的财政思想大有关系。
在转化为洋务派之前，张之洞信奉的是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量人为出的理财准则。他在殿试对策中说：“今天下大患于贫，吏贫则默，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而其原自不俭始。”崇尚节俭，这本身并无可非议，张之洞一生廉洁，并以此原则整肃各地吏治，端正风气，对于当时腐败骄奢的官场，多少收到一些纠弊之功。他在山西、广东等地历行革除陋规、杜绝中饱、裁撤摊派；省却浮吏，“培本根，厚风俗”，对于扭转府库空虚、财政短细的窘况，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单纯地崇节俭、省浮费、革陋习，以之守成尚可维持，以之创业则无力开拓。张之洞在山西、两广经理财政的实绩，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行政才干，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理财思想此时还囿于传统经济轨范之内。
大兴洋务所需巨额用度，逼迫张之洞从传统理财思想中解放出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论道：
尝闻数十年来论理财者，大率以省啬为先，谓以备有事时之用。此省事息民之常经，闭关自守之善策，而非所论于强邻环伺之时势也。
这里所谓“尝闻”的“省啬为先”，其实正是张之洞过去所遵循的原则，因此这一段话又可视为张之洞财政思想的自我批评。“强邻环伺”之下，“省事息民之常经”不可重念，必须大兴实业，增强国力。这就必然带来财政用度的剧增，仅靠“崇俭”、节流的办法，显然无法应付，惟有广开财源，多方筹措，方能将大量资金投人生产领域，使之增值，以此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张之洞用十分简明的话表达出他对理财原则的新认识：“本欲阜财，必先费财”，“理财以先赔钱为主义”。
此时的张之洞，不再鼓吹“大患于贫”，”原自不俭始”的老调，而是反复申明“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如果以“节省”为由，停办各种实业，必然使国力进一步衰竭，倍受列强欺凌盘剥，“先省数百千金，而日后多费数万金至数百万金。”“倘专务省费，则所省者少而所耗者多”，鸦片战争失败，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八国联军攻人天津，尽掠司道局库存银六百万两而去；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与其赔款于人，不如用款自强。“赔偿之款所以纾目前之祸难，自强之款所以救他日之沦胥”。
为了筹集”自强之款”，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张之洞可谓绞尽脑汁，甚至不顾及个人声誉及社会恶果，开广东“闱姓”赌捐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国贫民困，官款难拔，商款难筹，迫于无奈，张之洞萌发了利用外资的设想。在两广总督时期，他便提出借洋债的主张，并付诸实行，共借洋款九百万两，用于购枪炮备海防。甲午战争以后，他又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陈述借用外资的必要：“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己多，不若再多借一二。及此创巨痛深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此举所借之款，尚可从容筹补。果从此有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
除了直接借债之外，张之洞还主张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引人外资。甲午战后，列强渗入内地，开矿兴厂。面对中国资源被大肆掠夺的局面；张之洞急欲振兴民族工业以相拮抗，但苦于“华商既无百万之巨资”，“又无数十年之矿学”.因而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莫若议与洋商合办”，“本息按股均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过半，尤为简易无弊。较之全为西人所据，及闷佳矿而不能开者，不远胜乎？”当然，倘若洋商“非与华商合股，断不准其独自开采”，如此则既可利用外资，又不丧失利权。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准则是“重权轻利”。如果外资无利可图，洋商断不会白白花钱；但如果听由洋商独专其利，又失去了利用外资以实国力、裕民生的本来意义，因此，“要之必令其有利可图而不令外人独专其利，斯为最平妥之方”。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具有其借鉴意义。
理顺财政关系，也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主持山西、广东、湖北等地政务，均将整顿税收作为理财的先导。其间既有裁撤摊捐，又有增设税目。另外，对于严重影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坚决主张废止。他认为厘捐”奉行既久，弊窦日滋，局卡繁密，司巡苛暴。查验则到处留难，浮费则有加无已，以致商利日薄，民生日艰。良懦者竭业而失生计，狡黠者驱之以归洋旗，徒招怨咨，无裨国有”。他先后撤消湖北各州县厘卡三十一处，改办百货统捐，缓解“商民困累”。在湖广总督任内，他还革新币制，铸造银、铜币；印刷纸币，一来解除钱荒，以利流通；二来杜绝民间私铸钱币，偷工减料，干扰金融，扰乱市场。这些举措，在繁荣地方经济，增加政府财力方面，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终结性人物，张之洞的经济活动确实曾一度声势显赫，引起中外注目，大有振衰起颓之势。但是，这一切有如昙花一现，在颇为热闹一阵之后，又归于沉寂。到二十世纪初叶，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实业”便一蹶不振。官办企业或停产倒闭，或交商承办，几乎全都中道夭折。他曾给予一定扶植的民间工商业，也在外国资本与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艰难度日。张之洞的富国梦，终至破灭。这种结局的出现，既由于客观大环境的背景制约，又由于主观因素的促成。就前者而言，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其整体经济运行机制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尚未崩塌，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在不少行业萌生、成长，但因受到固有经济势力与经济观念的抵制，步履维艰，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更是困厄重重，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在湖北一地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实业建设，其资金、技术、原材料、市场诸种条件都处在十分不利的客观大环境之中，左右受掣，处处碰壁，终至走投无路。就后者而言，张之洞经济思想中的封建遗传因子，更是他富国裕民好梦难圆的内在根源。
张之洞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家，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经济思想家，而是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和开放襟怀的行政大员。他的“洋务”经济建设事业的根本动机，乃是为摇摇欲坠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加固墙脚，支撑危梁。就具体的经济行为而论，他所选择的目标，并不是以最小投入来换取最大产出、最佳效益，而是完全服从于巩固清廷朝纲的政治目的。非经济的因素控驭了经济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导致运动的畸型发展和非乐观结局。这反映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中，便是种种反科学原则、反客观规律的谬误认识的存在。这在他的企业管理思想方面，表现尤为显著。
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管理，本身已成为一门严格的高度艺术化的科学。但是主持湖北诸多近代企业的张之洞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极度贫乏，对于价值规律、经济管理手段。或者仅知皮毛，或者一窍不通，全凭衙门式的训令指挥生产。如盲目订购机器，忽视原材料的供给保障、以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资金流动走向等等，都给企业造成人为的发展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官场的裙带之风，贪污贿赂、糜费侵蚀，排场应酬等积弊弥漫于企业内部。汉阳铁厂“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指张之洞一引者）意”。塾师黄厚成，仅凭教过总督之子，便被委任湖北针钉厂总办，经营无方，亏空巨大。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五百余万两银，用于基建，购置设备的不到一半，“余皆系浮费，于公司毫无利益”。由此而论，张之洞这位洋务殿军富国梦的破灭，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