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格局之中，老大贫弱的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被欺压凌辱的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蛮横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欺凌，清廷外交并无多少有力手段用以自卫自立。曾国藩认为“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李鸿章则主张“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久膺外交职任的丁日昌分析：“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诎”，所以“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在这方面，张之洞亦有所认识，其表现于外交策略上，便有“蝮蛇螫手，壮士断腕”的构想。
张之洞一向认为，西方列强“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中国与之周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付出一定的必要代价。他把这称为“结强援岂能无厚报。果有厚报，自可立密约，何援不能结，何寇不能御。”无论在“以夷制夷”阶段，或者““羁縻牵制”阶段，张之洞这一思想都是比较明确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则在中日战争期间。
甲午战败，日本方面提出极为苛刻的议和条约。张之洞“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认为绝对不可接受，但又无制敌良策，只好运用“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办法。他致电总署：“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鄙意以为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不如许英俄以商务矿务等事或他项重利，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助倭，使之速即罢兵。协和者，谓借他国之助，于倭人不赔兵费，彼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不过彼此罢兵，两不索费而已，我国体不失，大局无碍，根本不摇，尚可徐图雪耻。若我自与讲和，则倭欲太奢，设或勉允数条，必致国体大伤，将来亦难补救，悔不追矣。”他甚至提出”既肯以地与倭，何不以僻远之地赂英、俄，于全局尚无妨碍。”若英、俄肯助我攻倭，我不妨割新疆数城酬俄，割西藏之后藏一带酬英。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是：“若俄英有一国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击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
“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张之洞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具体实施方案，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正从根本上暴露出出国势衰微所囿，张之洞外交思想上的软弱无力之处。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惩办祸首”，以为撤兵条件。为缓和北方紧张局面，早日议和，张之洞“请朝凸全权拟奏到后，议定重办首祸，即速再通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将首祸重惩，谦逊委婉，切恳各国国主速即饬令停兵开议，以复旧好。”为了迎合列强，“究竟英使意必欲重办何人，孰最重，孰较轻”，“似可密问英使，请其指名，即使彼欲一律从严，不肯遽从轻减，，其语气亦必略分等差，即据其语气之轻重，密奏朝廷，酌裁拟办何人。”其卑微之态，令人不忍卒读。其后不久，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威逼清廷接受允其霸占东北的十二条协定草案。张之洞惟恐激怒沙俄，主张”此时宜速为俄开转圜之路，”建议朝廷“速撰国书一道，先申感谢，切言俄主厚德极深铭感，俄国威力久知远震，无如中国力量太弱，四国劝阻，迫令应交公议，，不敢强违，至撄众怒而坏全局，恳其鉴谅中国进退为难，稍从缓议。”屈辱之感，充塞字里行间。
综观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一般说来，在涉及面较小的具体教案处理上，他较多地体现出前者，而在直接关系到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利害关系的重大交涉中，他迫于国力衰败的惨痛现实，又不得不忍辱退让，以求大局不致立时溃败。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可以想见。这种悲剧的产生，很难单单归结于张之洞个人的性格、气节，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