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早年攻经读史，熟谙科场门径，直至荣登探花。人仕以后，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抚晋、督粤，兴学育才。移督湖广、暂署两江期间，又主持创设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改造书院，开近代教育之先河。晚年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实际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博考外国各种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制订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完备，包括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古稀之年，又奉旨管理学部事务。张之洞不仅于职守范围内以”修明文教为先图”，而且公务之外，亦以兴学育才为乐事。他捐资在家乡南皮兴修学堂；寄赠中小学图书仪器数十种给其父早年服官的贵州兴义府，以为助学之资。人廷枢以后，仍关怀手创之广雅书院，按季调阅诸生卷牍，他在一封信函中称，”鄙人于每年四季亦得时修旧学商量之业，案牍如山，抽空披览，相隔数千里，恍若对面讨论，诚可乐耳”。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的奏折中，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奏请为之设祠，奏折赞誉张氏业绩，特别提到教育：“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皆非溢美之辞。
关于张之洞兴革教育的行政实绩，本书上篇有关章节已作介绍，这里着重讨论他的教育目的论、教育制度论、教学论、师资论以及游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