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曾经流行过半个多世纪。就像一个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作用总是受到具体时代条件变迁的制约一样，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文化观念的客观意义，也会因其所处具体时代条件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折。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用武力撬开封闭的中华帝国大门。几百年相对停滞带来的落后这一严酷现实，将中国人逼上探寻“富国强兵”之途的艰难历程。在痛苦地承认失败之后，一小批开明的士人明智地选择了打败自己的敌人作为”老师”，这一举动大大触动了中华民族那根十分敏感的“夷夏之大防”的神经。为缓解一般社会舆论对于学习西方的抵触乃至仇视情绪，同时也因为开明士人自身认识所及深度的限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无可争辩地体现出它开通、明智的一面。从认识水平看，它是思想进步的一大突破：从社会效用看，它又是缓解矛盾，排除障碍，使“西学”得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身立足的“安全岛”、“保护层”。可以说，在戊戌以前，“中体西用”说自有它产生的历史必要性与合理性，因而较多地体现出历史作用的积极的一面。作为“过渡时代”的一种“过渡型”文化理论，“中体西用”说的出现，证实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证明近代新文化的价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华民族的开明士人所认可，尽管这种认可附丽于种种现实的、甚或是十分保守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从而或多或少地歪曲、篡改了近代文化的本来面目，但它到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走向近代，提供了一种初步模式，提供了一级认识阶梯。如果说种族观的“夷夏之大防”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动摇，那么文化观的“中西之大防”在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定型以后，也趋向瓦解。我们今天有充足理由来论证“中体西用”说的浅薄、机械和似是而非，但却无法否认它在戊戌以前的特定历史阶段，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历史推动作用。
戊戌以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张之洞的苦心经营，洋务事业在湖北地区继续发展，”中体西用”的实验基地并未完全丧失。而巨，由于《劝学篇》的刊行以及朝廷的极力推崇，“中体西用”说的社会影响更加扩大。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政治、文化形势的重大转折，作为相对成型的社会思潮的“中体西用”说，其历史作用也发生转折。戊戌维新的失败，将政治革命的紧迫性大大提前。与此相应，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鼓吹“民权”、“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历史已经前进到这样的关口：“西用”事实上的大量采纳，并不能拯救“中体”的病人膏盲，而“中体”走向更新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又要求人们从理论上予以透彻的说明。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中体西用”说对抗革命舆论、妨碍思想解放、阻挠社会进步的历史消极面便逐渐上升为其自身社会功用矛盾体系中的主导成份。戊戌以后的张之洞，便是此时“中体西用”说历史影响的人格代表，其作用恰如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所下之断语：
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就纯理论范畴评析，“中体西用”说也有其根本缺陷。它一开始就违背了体用相关、道器一致的事物本来规律。东晋僧人僧肇（384—441）在《肇论》中提出“即体即用”，道明文化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与形而下的器用制度，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幻想旧“体”能够与新“用”和谐相处，借后者以强化前者，这本来就是一厢情愿。“中体西用”论者割裂道器、本末、体用的有机联系，以机械的方法来处置活泼生动的文化有机体，“塔积木”式地配置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关系，在当时就遇到来自“守旧者”和“言新者”立场迥异的两方面同基于“体用一致”原理的尖锐批评。《张文襄公治鄂记》披露了张氏所面临的两面夹击的情形：
公之初至鄂也，购机制械，提倡西艺，日不暇给，士夫之守旧者，以此病公，拟为变法之王安石。及庚子后，朝野昌言变法，异说飚起，言新者又诋公未窥西学途径。故公在鄂二十年，无日不在群疑众谤之中。
近代中国的守旧派是坚持“体用不二”的，不仅维护“中体”，而且反对“两用”。对于“西用”之于“中体”的必然“危害”。守旧派表现出本能的、直觉的恐惧。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光绪元年（1875 年），通政使于凌辰就担忧，制洋器，兴洋学，必然导致“礼义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的奇灾异祸，“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形而下”的西方科技器用的普及、推广，必将对传统社会的产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心理都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动摇“形而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道”、之“体”。“西用”与“中体”，如冰炭之不可同炉。应该承认，极端守旧派拒“西用”于”中体”之外的痛心疾首，较之“中体西用”论者捏合二者的两难努力，更显得“理直气壮”一些。守旧派是从僵化不变的立场上强调体用不二的。体用一致，对于他们来讲，只意味着旧的扼制新的、窒息新的，决非新的克服旧的，改造旧的。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旧体与旧用均妙不可言，体与用均无修改更新的必要，其结论是：“何必师事夷人？”
“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道器”的谬误，更受到维新派思想斗土们的驳难。还在张之洞撰写《劝学篇》之前，谭嗣同便从学理上剖析了“中体西用”论者的“不审”：
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元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
与谭嗣同的认识基本一致，但逻辑更加慎密的对于“中体西用”论的批判，来自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在本世纪初年的一封著名书信中论道：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鸟望言之而可行乎？
严复嘲讽“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的荒谬性，如同”牛体马用”。断难有成。他还联系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实践，批评其“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上之实弊”，无以救中国。针对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生产技能和军事技术，拒绝进行政治改革，终至失败的教训，严复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文化模式，取代“中体两用”，这当然也没有解决中西文化在体用关系上的矛盾性与统一性问题，不过却显示了更明朗的“向西方求真理”的决心与信心，这是张之洞等“中体西用”论者所不可比拟的。
就中国近代史而论，“中体西用”论留下的遗产是驳杂的，结局则是令人遗憾的。严复指出，洋务派体用两撅的理论“其害于吾国长进之轨，少者十年，多者数纪”，这并非危言耸听，而可由清末以降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坎坷曲折得到明证。然而。张之洞并无这种认识，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在“中体西用”的轨道上运行，费力地推行清廷那名不符实的“新政”，终于在“国运尽矣”的叹息中与世长辞。
从阐扬“中体西用”论的本来目的——维护清王朝、捍卫纲常名教而论，张之洞不是一个成功者，这一点连他自己在弥留之际也痛苦地感受到了。然而，张之洞最大限度地引进“西用”，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又起到了客观上的推动作用。张之洞辞世后两年，在他“久任疆奇”的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宣告了中国大地上存在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寿终正寝。后来人们探讨“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答案竟然与张之洞有关：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引注）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讲这番话的张继煦是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故其对恩师的评说多有溢美，但“种豆得瓜”之论，却也符合史实。一个叫欧阳萼的人，则对张之洞大张挞伐：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
上述对张之洞的褒扬与抨击，或从拥护民国的新派立场出发，或从哀惜清朝崩溃的旧派立场出发，其立论的基点泅异，然而有一点却不约而同——认定张之洞兴实业、练新军、办学堂、遣游学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客观上所起的推动作用。这褒贬大异的对立之论共同反映了一桩历史的真情：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模式的实验区——湖北武汉地区所精心构建的诸项实绩，最终都走向张之洞主观目标的反面。汉阳炼铁厂鼓风炉的轰鸣、两湖总师范学堂的琅琅读书声、黄土坡新军营房的操演呐喊，在“尽瘁清室”的张之洞听来也许是纯正悦耳的“明体达用”的旋律，其实，在这些音响里正蕴合着“西用”与“中体”间的磨擦、冲撞，传递着张之洞力图捍卫的腐朽制度行将崩溃的信息。
当然，张之洞的业绩并不能因他所竭力维护的清王朝和纲常名教的衰落崩解而一笔抹杀。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被评论者的主观意愿并不是主要尺度，他的全部实践（其理论活动也包括在内）结历史贡献了什么，才是基本准绳。以此论之，本书传主留给后人的遗产可谓多矣。颇为显赫的物化形态的实绩且不论，单以观念形态的遗产而言，就相当丰富。如果要给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在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化史上定位，似乎可以这样说：
在中华文化从中古走向近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阶段，本书传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探求转型机制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有足够的明智，意识到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学”是无效的，全盘拒斥“西学”也是迂腐的，于是他选择了会通中西的道路。这种“会通”的特点，是以中学为本位，将作为客体的西学的技艺部分从原有文化系统中离析出来，与作为主体的中学相结合，从而给中学带来应对世变的新活力。又由于本书传主身为朝廷重臣和儒教的忠实信徒，他对中学系统内已经因时代变迂而应予扬弃的部分（如三纲之类），却固守如仪；对西学系统内的政治伦理层面则坚决加以排异。这样，当政治变革和观念启蒙已势在必行的历史关头，本书传主就成为强悍的卫道者。总其全人，本书传主自脱离清流的壮年以后，即执著地力行“中体西用”文化路线，集能吏与儒臣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其功在史，其过亦在史，其理论得失、思维教训值得人们深长回味。在本评传即将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们稍稍离开本书的内容来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中体西用”是处在中西文化大交汇时期部分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说到底是不科学的。今天，在我们评论中外文化的关系时，其科学的态度是既要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又要批判地学习一切有科学价值的各国人民的创造性成果，以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建设事业。再用“中体西用”的概念来讨论中外文化的关系，就大大地落后后于我们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