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
贞观九年（６３５年）五月庚子日，太上皇李渊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崩于大安宫的垂拱前殿。群臣上谥曰太武皇帝，庙号高祖。钦天监奏请择日安葬大武皇帝于献陵。为了表达孝心，太宗下诏道：
“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
安葬期在十月，工期紧，任务重，要建成汉高祖那样的陵墓规模根本不可能，秘书监虞世南上疏道：
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刘向言：‘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其言深切，诚合至理。伏惟陛下圣德度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玉邪！且今释已依霸陵，而丘垄之制独依长陵，恐非所宜。伏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皆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奏疏递了上去，太宗不理，虞世南再一次上书谏道：
“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
虞世南再次上疏，太宗只得将他的意见交由有司讨论。汉高祖陵高九丈，有些太高，若给上皇起“三仞之坟”又未免太低，最后经房玄龄提议，按照光武帝原陵高六丈的规模，筑成献陵，作为太上皇最后的安息之所。
冬十月庚寅这天，葬太武皇帝于献陵，太穆窦皇后附葬。献陵位于京兆三原县东之十八里，座北朝南，山林环抱，陵前后各有一对石虎，南门有一对石犀牛和华表。
太上皇病重这年，陇右山崩，大蛇多次出现，江淮、山东等地，洪水为灾。太宗颇为忧虑，又不愿公开讨论此事，于是召来博学多才的虞世南，让他谈谈对这些异常天象的看法。虞世南看问题比较务实，回奏道：
“蛇应当在野外，如果进入市镇，便是怪事。如今蛇出现在山泽，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不足为怪。山东足雨，虽然是常事，但若下雨过多，恐怕有冤狱，应当审查在押罪犯，以符合天意。妖不胜德，只有修德才可以消灾。至于山崩，自古就有这种现象，不足为奇。”
太宗听了这话，深以为然，当即也做了一番自我反思：
“朕年弱冠，举义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帝位。自谓三代以下拨乱之主，莫有逾之者。又自以为骁勇如薛举，鸷猛如金刚，皆为朕破灭；窦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据洛阳，足为劲敌，悉为我所擒。及逢家难，复决意安社稷，遂登大宝，又降服北夷，征服西域。因之颇为自矜，或轻天下士，此为朕的过错。”
虞世南拱手道：“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愿陛下抚民以静，对四夷爱之如一，召天下士，喜纳忠言。勿以功高过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生骄怠，慎终如始，则天下幸甚！”。
太宗正色言道：
“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而骄逸，毁于一旦，我何得自骄！”
虞世南告辞走后，太宗觉得心里还是不得劲，他寻思来寻思去，太宗当即叫近侍召来房玄龄，对他说：
“太上皇也入土为安了，朕想下一步该整理整理太上皇的起居注，修一部《高祖实录》，由你来牵头。”
房玄龄拱手道：“臣一定尽心去做这件事，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都是修史方面的专家，可以让他们加入进来。”
太宗对由谁来修史不太感兴趣，但最想看到的是高祖的起居注，想看看高祖在玄武门事变前前后后都说了些什么。
“玄龄啊，”太宗试试探探地问，“朕想看看太上皇的起居注，不知道行不？”
太宗这一说，房玄龄算明白了皇帝要修国史的主要意图，便迟疑地答道：
“自古帝王不能自观国史，此事非同小可，是否叫群臣议论一下？”起居注记录君主的言行，善恶必书，若帝王自观，势必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影响历史记录的公正性，这一点太宗明白，只得挥挥手，让房玄龄下去找几个大臣“议”去了。
太宗要看高祖的起居注，此动议一出，当即遭到一片反对之声。当天，谏议大夫朱子奢就上表，表示反对，其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记录居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于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乐！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朱子奢的上表虽然语气婉转，但却从各个方面指出皇帝自观国史的危害性。太宗怕执意要看影响不好，只得暂且放弃了要看起居注的企图，只是一再私下叮嘱房玄龄，要多从正面反映“玄武门事变”的前后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