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主角还是配角—太原起兵中的李世民
隋朝炀帝大业末年，外与高丽的战争欲罢不能，内则民众困乏，已是水深火热。当此之时，国内危机四伏，群贼蜂起，帝国形势一泻千里。风云骤变间，太原留守李渊亦被推到了举旗起兵的反路上。
正史载，在隋炀帝南巡江淮、李密威逼东都的情势下，李世民与刘文静首谋起兵，以告李渊，李渊闻之大惊，只是迫于形势，亦不得不勉强从之。
实际上，这一记载并不完全可信。这是一个历史谜团。李世民后来做了皇帝，而得位不很光明正大，所以人们便怀疑他在开国的历史纪录中做了手脚，有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建立开国伟业之君的形象。事实到底如何？后来他自称年十八举义兵，是否也是一种有意的时间误导？
大约在大业十一年（615）底，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至十三年（617）建大将军府，引温大雅到其大将军府为记室参军，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乃李渊太原起兵的最原始记载。据其书所载，早在大业九年（613），李渊与宇文士及在涿郡（今北京）“密论时事”，是其心生反隋之念的最早迹象。不久隋炀帝的大功臣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反隋，时李渊为弘化郡（郡治在今甘肃庆阳）留守，握有关右十三郡兵，其妻兄窦抗劝他起兵，李渊以时机尚不成熟而未从。
杨玄感起兵被平息后，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由地方性的叛乱而迅速扩展到全国。大业九年（613）鱼俱罗处斩，大业十年（614）董纯处斩，二人皆隋炀帝宿将。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以李浑门族强盛，又因一句“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杀李浑及其宗族32人。李渊处于和李浑等人相似的处境，夏侯端又劝他起兵，李渊深然其言。至此其反隋之心已公开表露。他在等待时机。
大业十二年（616）底，突厥乘李渊南下镇压起义军之机，攻取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派人囚捕李渊，李渊对李世民道：“隋朝气数将尽，我李家奉承天命，本该现在起兵，只是你们三兄弟尚未聚集。”当时长子建成、四子元吉尚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也许是天助李渊，或许是考虑到东都形势的紧张，隋炀帝既而下令赦免李渊。
有时候命运就是如此奇妙。不过，事已至此，李渊也别无选择。于是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二兄弟皆卑身下士，招揽人才。紧接着建成、元吉和李渊之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
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让晋阳县令刘文静诈为隋炀帝敕书，于太原、雁门、马邑诸郡征兵。二月，趁叛隋而起的刘武周南下进据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之机，李渊以防备刘武周为名，下令募兵。
问题是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这二人实际上是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角色，自然成为李渊起兵的障碍。这年夏天，李渊借口此二人勾结突厥，杀之。
突厥，是当时称雄漠北的马背上帝国。隋末的许多起事者，都曾向突厥称臣，如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高开道等。一方面，不使突厥成为捣乱的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突厥壮大自己的声势。李渊也选择了对突厥的拉拢政策，他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李渊所用的联络人是晋阳令刘文静。
李渊起兵，势不可挡。而不识时务者如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县）丞高德儒坚决反对。六月甲申，李渊命建成、世民两兄弟攻打西河，又命太史令温大有同行。临行，李渊对温大有说：“我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兴兵大业的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言语之间，对两个年少儿子并未完全放心，却也满怀期望。一句“当以此行卜之”，可见李渊对这一行动的重视。
李建成、李世民所带兵士，多是新近所募集，尚未得到训练。这样的军队，显然难称精锐。其可用者，必得高昂的士气和上下同心的凝聚力才行。建成、世民无愧于将门之后。两兄弟与众人同甘共苦，遇敌则身先士卒，甚能激励将士。又同时严肃军纪，可谓既赢得军心又赢得民心。
西河城下，高德儒固守。进攻，激烈交战。己丑日，西河城破，执高德儒，带至军门，斩之。杀一人已足够。当时正急需用人之际，既胜，能安抚则安抚之。于是令其余不杀一人，又严格管束军士，入城秋毫无犯。慰抚民众，使复旧业。号令所及，兵民闻之大悦。
事定，返还晋阳。自发兵至返回，前后九日而已。李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像这样用兵，足可横行天下！”
按虚岁算，此时建成二十九岁，世民二十岁，皆是活力四射、矫健勇武。李渊看着两个年轻的儿子，心底漾起一股骄傲和自信。在父亲肯定和赞许的目光中，建成和世民会意，心中充溢着满足和自信！
时机成熟。七月，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李元吉年方十五。李渊亲领三万人，誓师动兵，改易旗帜，杂用绛白（因称臣于突厥，故旗帜上杂用突厥之白色），开向关中。同时发布檄文，宣布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西突厥阿史那部首领阿史那大奈率众配合李渊南下。
李家旗帜，响铮铮竖了起来。
真可谓数年经营，一朝举旗。用王夫之《读通鉴论》的话说，“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是天下乱势之中，李渊沉稳持重、深谋远虑，是太原起兵的主持者，是主角。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当无疑问。
至于正史记载之背离事实，是李世民有意为之。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由次子而入继大统，这种行动不合乎法统和伦理，不足以垂范后世。因此，李世民称帝后便试图篡改史实。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大事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贬低高祖的作用。又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李世民改写历史的努力结果，是五代修《旧唐书》，北宋修《新唐书》，皆为其误导，而《资治通鉴》亦巧妙地延续了两书的主要结论。
所幸《大唐创业起居注》得以保存下来了，使我们今日可找回历史之部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