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及其父祖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是天下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动乱年代，也是刀光剑影闪烁、群雄逐鹿的年代，更是黎民百姓横遭血雨腥风洗劫的苦难年代，还是人才脱颖而出乱中求治的创业年代。
唐朝末年，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怒涛席卷华夏大地。特别是把“平均”、“冲天”作为改朝换代的奋斗目标绣上战旗，并为之殊死搏斗的黄巢大军，更是粪土王侯，力转乾坤，所向无敌，威震海内。唐广明元年岁尾（公元880年），他们以电闪长空、风卷残云般的凌厉攻势，一举攻克西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把帝王将相的宫殿府邸捣得如同汤浇蚁穴，火燎蜂房。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打击，正像这场事变的目击者、当时在长安应举的诗人韦庄，在他的长诗《秦妇吟》中借女主人公“秦妇”之口所述：
这曲哀叹王朝末日的挽歌，用白描的笔法款款叙述，层次分明，形象生动，绝少斧痕凿迹，谋篇遣辞，深得前贤古体叙事长诗真谛，堪称古代诗林不可多得的佳作。《秦妇吟》问世以后，时人争相传抄，韦庄名噪一时，被誉为“秦妇吟秀才”。然而没过多久便失传了。直到千年以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人们才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中发现多种手写本，得以再窥全貌。
在这幕威武雄壮的伟大史剧上演前五天，当浩浩荡荡的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陷东都（今河南洛阳），下潼关，向八百里秦川勇猛挺进的时候，偌大的长安城就已陷入树倒猢狲散的混乱氛围之中。预感末日降临的唐朝君臣，个个如丧家之犬，茫然若失，不知所措，或策划逃命，或坐以待毙。酒囊饭袋的当朝天子，往日靠列祖列宗积攒下的家业过活，以击球、斗鸡为能事的唐僖宗李儇，吓得魂不附体，在小马坊使出身的宦官头目、被他亲热地唤为“阿父”的专权人物田令孜，及其选派的五百神策军护卫下，抛下宰相和文武百官，只带领为数很少的亲王妃嫔，不顾皇家体面，辙乱旗靡地挤出金光门，星夜急驰，仓皇逃往兴元（今陕西汉中）。随后，又流亡到成都栖身。声威显赫的大唐帝国，刹时沦落到名存实亡的地步。
不甘心轻易让出金銮宝座的唐僖宗，逃到“天府之国”的成都以后，惊魂稍定，就紧急诏示各地藩镇（又称方镇，系唐初为戍边而设置的军事机构，统兵一方的最高长官是节度使。“安史之乱”以后，扩展到各地，其治所称军镇，节度使权力亦随之加大，总领一州或数州的军事、行政、监察、财政等大权）调兵遣将，云集关中，解救京畿。然而，那些自唐中叶以来，随着募兵制盛行而崛起的“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武装割据者们，亦即手中紧握政权、兵权、财权的地方藩镇，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的藩镇，自恃“天高皇帝远”，朝廷鞭长莫及，非但坐视不救，反而借机谋叛。有的藩镇即使出兵弹压义军，也是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借机膨胀实力。这些“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及其甚则起而弱王室”的新老藩镇，开始拥兵自重，割地称雄；继而干戈相寻，争夺皇冠；造成无地不藩，无时不战的厮杀局面。五代中期，后晋成德（镇镇州真定，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一语道破了他们当初争斗的天机：“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这些列镇相望的大小军阀，乘堂堂帝国瓜分豆剖，令不行禁不止之机，以强凌弱，以大吃小，屡经火并，最后界定出若干不容他人插足的势力范围。其中：朱全忠，据宣武（今河南开封以南地区及与之毗连的安徽部分地区）；李克用，据河东（今山西太原以南、太行山以北地区）。这是北方藩镇中实力最为强大、争夺最为激烈的两霸，也是当初镇压黄巢起义队伍最为残酷的两支反动武装。此外，称雄割据的主要人物还有，王建，据西川（极盛时辖今四川大部和湖北、陕西、甘肃部分地区）；杨行密，据淮南（极盛时辖今江苏、安徽、湖北部分地区和江西全部）；钱，据镇海和镇东（极盛时辖今江苏和浙江部分地区），刘隐，据岭南（极盛时辖今广东、广西和云南、湖南部分地区）；马殷，据武安军（极盛时辖今湖南和贵州、广西部分地区）；王审知，据威武军（极盛时辖今福建大部）。这些人后来几乎都称王称帝，摇身变成“五代十国”的鼻祖。
所谓五代，是指从公元907年藩镇立国的“始作俑者”朱温称帝，到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半个多世纪在黄河流域消长兴亡的五个朝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所谓十国，则是与此同时在秦岭、准河以南，先后同五代并存、对峙的九个割据王国，其方位大致是沿长江流域自西向东排列为：前蜀与后蜀、荆南、楚、吴与南唐、吴越、闽、南汉。再加上黄河以东至太原府以北的北汉。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五代十国错综复杂的时空轮廊，现将各代各国的简况介绍如下。
后梁为原唐朝宣武节度使『王（后封齐王）朱温所建，都开封，传三代，即太祖朱温～王朱友、末帝朱友贞，立国16年。辖境78州（五代十国时期，地方行政区划沿用唐制，设州、县两级，府是州的特例，京师或陪都所在地的州称府。后来在中央与州之间又增加了藩镇这一行政实体，大者辖十数州，小者辖数州），分布在黄河以南，淮水、汉水以北和渭水两岸的中原地区，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北大部、山东与河南全部，以及安徽与湖北小部、陕西大部。五代其他各代的幅员都是在此基础上增减变动的。吴越、闽、南汉、楚、荆南各国臣属后梁，吴与前蜀则与之分庭抗礼。公元923年，后梁为后唐所灭。
后唐是沙陀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为原唐朝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之子李存所建，初都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灭后梁之后迁都洛阳。立国共13年，传四帝，即庄宗李存、明宗李嗣源、闵帝李从厚、末帝李从珂。辖境123州，较后梁有所增加。吴越、闽、楚荆南向后唐称臣纳贡。吴、南汉与后唐互派使臣。此间，后唐灭了前蜀。公元936年，后晋灭掉后唐。
后晋是沙陀族建立的第二个王朝，为后唐明宗李嗣源之婿、河东节度使、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于公元936年所建。石敬瑭为了实现其称帝的野心，竟然不惜以割让“燕云十六州”、每年纳贡三十万金帛的沉重代价，拜比他小九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与人“约为父子之国”，堕落为不齿于后世的败类。后晋复以开封为都，立国10年，传二帝，即高祖石敬瑭、出帝石重贵。辖境109州，较后唐有所减少。吴越、闽、楚、荆南四国对其称臣奉朔。公元946年后晋为契丹所灭。
后汉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于公元947年所建，是沙陀族建立的第三个王朝，都开封。立国仅4年，传二帝，即高祖刘知远、隐帝刘承。辖境106州，较后晋又有减少。吴越、楚、荆南三国臣属后汉。公元951年，后汉为后周所灭。
后周是五代的最后一个王朝，由后汉枢密使、都留守、天雄节度使郭威于公元951年所建，以开封为都。立国9年，传三帝，即太祖郭威、世宗柴荣和恭帝柴宗训。辖境118州。尽管这中间从后蜀并入4州，从南唐并入14州，从契丹收复3州，但由于北汉建立划出4州，比起幅员最大时的后唐仍有所减少。此时，吴越、南唐、楚、荆南对其称臣，南汉、后蜀、北汉则与之对峙始终。公元960年，后周因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北宋而亡。
从后梁到后周，中原相继更迭五个王朝，共八姓，十四帝，历时53年。
前蜀由原唐朝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于公元907年所建，公元925年为后唐所灭，先后存在18年。前蜀传二主，即高祖王建、后主王衍。首府设在成都，辖境46州，包括今四川全部、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和湖北西部。
后蜀是前蜀灭亡之后，由后唐剑南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所建，仍以成都为首府。自公元934年建国到公元965年为北宋所灭，共立国31年，传二主，即高祖孟知祥、后主孟昶。辖境与前蜀大体相同。
荆南为后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于公元907年所建，都江陵，辖境只有三州，在今湖北江陵一带，是十国中幅员最小的王国。荆南传五主，即武信王高季兴、文献王高从诲、贞懿王高保融、以及高保、高继冲。立国56年，始终奉中原王朝正朔。公元963年为北宋所灭。
楚为原唐朝武安军节度使马殷于公元927年所建，都长沙。传六主，即楚穆王马殷、衡阳王马希声、文昭王马希范、废王马希广、恭孝王马希萼和马希崇。辖境10州，相当于今湖南全部。立国54年，一直奉中原王朝正朔。公元951年为南唐所灭。
吴的缔造者为原唐朝淮南节度使、吴王杨行密。公元907年，朱温代唐建立后梁，继承王位的杨渥拒绝承认，遂宣布独立，但尚未建国，仍用唐朝天年号。公元919年，杨隆演即吴王位，改元武义，正式建国。公元927年，杨溥称帝。吴以扬州为都，立国32年，传四帝，即太祖杨行密∫祖杨渥、高宗杨隆演、睿帝杨溥。吴辖境29州，包括今安徽淮河以南地区、江苏大部、江西全部和湖北东部。公元937年，吴国政权被太尉、中书令、齐王徐知诰取代，改国号为南唐。
南唐以金陵为首府，系徐知诰（称帝前为吴国大丞相徐温养子，故姓徐名知诰；称帝后复改姓更名李）所建。传三主，即烈祖李、中主李、后主李煜，立国39年。其间，自公元937年至958年李☆称帝；此后至灭国，李☆煜先后向后周、北宋称臣，改称国主。南唐盛时辖境35州，比吴时增加6州，后期国势衰微，被后周割去14州，仅剩21州，全在长江以南吴国旧地及福建一部。公元975年，南唐为北宋所灭。
吴越为原唐朝镇海军暨镇东军节度使、吴越王钱于公元923年所建，以杭州为首府，传五主，即武肃王钱、文穆王钱元、忠献王钱佐、忠逊王钱、忠懿王钱，立国72年，在五代十国中延续时间最长。吴越辖境13州，包括今浙江、上海全部及江苏南部。吴越一直奉中原王朝正朔，公元978年为北宋所灭。
闽为原唐朝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所建，以福州为都城。王氏父子曾臣服后梁、后唐。公元933年，王正式称帝。公元945年，闽为南唐所灭。从公元898年王审知割据算起，闽先后延续47年。传五主，即忠懿王王审知、嗣王王延翰、惠宗王、康宗王昶、景宗王曦。外加天德帝王延政。闽辖境只有5州，相当于今福建全部。
南汉为原唐朝清海军节度使刘隐所建，首府广州。后梁取代唐朝后，割据岭南的刘隐向朱温奉表称臣，被封为南平王，南海王。刘隐死，其弟刘龚继承王位，于公元919年称帝，国号大越，翌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南汉传四主，即高祖刘、殇帝刘玢、中宗刘晟、后主刘。公元971年，南汉为北宋所灭，南汉共延续66年。其辖境为47州，包括今广东全部和广西东部。
北汉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河东节使刘崇（称帝后改名刘）于公元951年所建，公元979年为北宋所灭，立国28年。北汉传四主，即世祖刘、睿宗刘承钧、少主刘继恩、英武帝刘继元。北汉辖境12州，包括今山西太原以北、黄河以东地区。北汉是十国中惟一割据于北方的政权，立国最晚，灭国也最晚。从一定意义上说，北汉被北宋纳入统一帝国的版图，是“五代十国”终结的最后标志。
藩镇立国的“始作俑者”朱全忠，原名朱温，在黄巢扯旗举义之初，这个怀有个人野心、自命不凡的破落户子弟，仗着自己有一身过人的力气，趁百川汇海→蛇混杂之机，投奔到黄巢麾下，暂时做了农民起义军的同路人。此人平日勇猛顽强，又善于随机应变，遂能在横刀跃马的拼杀中，力战累捷，被黄巢提拔为义军独当一面的将领。后随黄巢进兵关中，任渭北战略要地同州（治冯翊，今陕西大荔）防御使。黄巢率部进入古城长安，在含元殿正式称帝，国号大齐，建元金统。朱温继续驻兵同州，肩负屏障长安的重任。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农民起义军战事失利，粮饷奇缺，斗争被迫转入低潮。朱温屡为唐河中（镇河中府河东县，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节度使王重荣所败。这个与大齐政权能同甘而不能共苦的软骨头，经不起敌对营垒许之以高官厚禄的诱惑，竟叛变倒戈，杀监军严实，举州降唐，被唐僖宗授以左金吾大将军，继而委以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后又擢升为宣武军（镇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节度使，令其驻兵汴州，封梁王，并赐名“全忠”。
唐僖宗万没想到：朱全忠竟是一个对他“全不忠”的野心家，是葬送大唐二百八十九年基业的掘墓人。当初他赐给朱全忠的御酒，最后换来的竟是朱全忠鸩杀李唐子孙的毒酒。在僖宗死后不久，朱全忠便撕下了“全忠”的面纱，于唐天复四年（公元904年）凶相毕露地杀掉他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从长安强行劫往洛阳的僖宗之子昭宗李晔；随后又于唐天四年（公元907年）废掉他早已玩弄于股掌的昭宗之子、十三岁的唐朝末帝李，自己取而代之，在汴州金祥殿即皇帝位，改名朱晃。他在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之后，宣谕大赦天下，命有司祭告天地、宗庙、社稷，诏告各地州镇，以汴州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建元开平。因其曾被唐朝封为梁王，所以招牌换记为“梁”。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又迁都洛阳。史家为了区别于南朝的萧梁，习称“后梁”。
后梁的建立，宣告了统一的唐朝的彻底覆灭，以及分裂、纷乱的“五代十国”的开始。吴和南唐的创建者杨行密，就是在这时登上历史舞台的。
唐末，天下大乱。占据蔡州（治今河南汝南）的奉国军节度使秦宗权欲进兵淮南招兵买马，杨行密应募从军。杨行密自幼贫贱孤独，屡遭磨难，但身强力壮，能手举百斤，日行三百里。他这一技之长被州刺史看中，录用为步奏官。杨行密恪守小吏职责，呈报取送文谍从不误时。从军之后，受命戍边，功成而返，晋升队长。妒贤忌能的军吏怕杨行密日后羽毛丰满对他构成威胁，便怂恿上司郎幼复调杨行密再次戍边。杨行密对此大为不满，终日耿耿于怀。行前，杨行密路过军吏门前，军吏虚情假意地问其尚少何物，杨行密怒不可遏地回答：“惟少公头尔！”遂拔刀砍下军吏首级，发动兵变，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淮南节度使高骈迫于既成事实，任命杨行密为庐州刺史。
唐光启三年（公元887年），秦宗权令其弟秦宗衡挂帅，以部将孙儒为副手，声称要攻打淮南，高骈命牙将毕师铎戍守高邮（今江苏高邮）拦截。毕师铎乘机串通宣州守将秦彦反叛高骈，攻入扬州将高骈幽禁。杨行密奉命解围，与毕师铎、秦彦交战于扬州城外。毕师铎、秦彦受挫，退回城内杀掉高骈。消息传出，杨行密下令全军缟素，轮流祭奠高骈三日，然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入城内，毕师铎、秦彦率部出逃。
杨行密在扬州立足未稳，前来争夺淮南的秦宗衡和孙儒便已兵临城下。不久，孙儒叛杀秦宗衡，取得帅印，继续围攻扬州。杨行密面对孙儒的凶猛攻势，一面派人北上联络朱温，试图内外夹击，一面部署兵力，或战或撤，两手准备。唐文德元年（公元888年），孙儒杀毕师铎、秦彦，攻陷扬州。杨行密听从幕僚袁袭的忠言：“庐州吾旧治也，城廪完实，可为后图，”退守庐州。然后乘虚渡长江南下，夺取池州（治今安徽池州）、宣州（治今安徽宣城），杨行密被唐朝诏封为宣歙观察使。随后又夺取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常州（治今江苏常州）。孙儒对杨行密则穷追不舍，双方沿着长江两岸反复进行较量。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杨行密在广德（今安微广德）大获全胜。时值孙儒军中流行瘟疫，孙儒也身染重疴而死。经过五年多的苦战奋头，杨行密占据了淮河至长江和长江以南的州县，被唐朝任命为淮南节度使。
是时，黄河两岸的藩镇忙于中原逐鹿，无暇南进，从而给杨行密扩展地盘、经营江淮地区提供了大好时机。
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在鏖战中稳操胜券的朱全忠，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以北的平畴沃野，但是，锐气正盛的朱全忠，并不满足已有的半壁江山，得陇望蜀，又驱使他急不可耐地去鲸吞大江南北的富饶山川。于是，他以援杨行密之名，行出兵淮南之实，派手下名将庞师古、葛从周统兵十万，以扬州和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为攻取目标，马不停蹄地向淮河以南进军。朱全忠则坐镇宿州（治甬桥，今安徽宿县），准备祝捷阅兵。而捷足先登的杨行密，此时正踌躇满志地陶醉在独霸江淮的畅想中，怎能容忍朱全忠明火执仗地吞并他赖以安身立命的鱼米之乡？为此，杨行密和部将朱瑾等率兵三万于东西两线奋力狙击。在东线，双方于泗水入淮处的清口（又名清河口，或称泗口，在今江苏淮阴西）展开激战。庞师古所部驻地地势低洼，不利交战，但他自恃兵多将勇，骄傲轻敌，整日在营中弈棋作乐，探子来报军情，他反诬诳言惑众，拿下斩首。朱瑾乘其不备，暗中先在淮河上游截流，策划水攻；继之亲率精骑五千偷渡淮河，并盗用庞师古军的旗号，自北迂回直扑庞营中军。庞师古猝不及防，淮水又汹涌席卷，使得庞师古更加惊慌失措。杨行密适时引兵渡淮，与朱瑾夹击庞师古所部，庞师古阵前丧生，将士万余被斩。在西线，葛从周屯守寿州失利，退兵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杨行密紧抓战机，挥师追击，赶到淠河（淮河的一条支流），将葛从周所部杀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葛从周侥幸活命，带领残兵败将夺路北逃。时遇大雪，军中连日断炊，冻馁而死者沿途皆是，生还不满千人。杨行密乘胜发难，又向朱全忠下了一道气势逼人的战表：“庞师古、葛从周，非敌也。公宜自来淮上决战！”朱全忠从这场惨败中深感杨行密非等闲之辈，不敢再对他轻举妄动，从而被迫放弃了徒劳无功的征南计划。杨行密因此得以遏制中原战火南延，赢得了从容经营江淮大地的安定环境。
在新老藩镇间攻城略地频繁的年月里，北起黄河、南抵长江的广袤区域，到处是烧杀掳掠，到处是流血呻吟，真是战无宁日，民不聊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翻开记载这段历史的《旧唐书》，怵目惊心的描述比比皆是。例如，秦宗权在中州腹地指使部将秦彦、秦贤、秦诰、孙儒等四出攻战，闹得“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这种无休止的不义之战，使神州大地蒙受了继“安史之乱”以后的又一场浩劫。不仅黄河两岸里邑荒废，悉为榛莽；就是富甲天下的扬州，经过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的交相争战，也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雄富扫地”。因此，尽快脱离兵连祸结的战乱漩涡，与民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复苏凋敝的社会经济，便刻不容缓地摆到每一个有图王问鼎之志的藩镇面前。草莽出身的杨行密亦莫能外。
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自身难保的唐昭宗李晔，苦于杨行密兵强马壮，无力驾驭，便以官爵笼络，加封他为吴王，官拜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但在名义上还不承认其辖地是独立王国。后来，杨行密建立的政权称“吴”，便来源于此。为区别于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史称“杨吴”。破产农民子弟杨行密，自幼熟知底层民众疾苦，特别是战乱岁月的悲惨熬煎，所以他在称王之后，就把招抚流亡，轻徭薄赋，奖励耕织等措施，作为立国富国之本。由于当时民心思定，民心思治，杨行密没用几年，便将江淮地区治理出一派农桑复苏、公私富庶的兴旺景象。不幸的是，杨行密壮志未酬，于唐天二年（公元905年）病故。
杨行密死后，其长子杨渥嗣位。杨渥骄奢淫逸，不恤政事。他在居丧期间，竟然昼夜酗酒作乐，点燃十围粗的巨烛与宠臣击球狂欢，一烛费钱数万。有时任性单骑出游，竟日忘归，连侍从都不知所向，只好跟踪候命，奔走道路。杨行密倚重的部将，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坦诚规劝，他竟蛮不讲理，勃然大怒：“尔谓我不才，何不杀我自为之？”为了尽兴骑射，他更不计后果，轻率地将捍卫衙城的亲军撤到城外，并把营地改成靶场。由于杨渥昏庸无能，遂使得军政大权旁落，集中到张颢、徐温手中。至唐天五年，杨氏否认朱全忠称帝，拒用后晋年号（公元908年），张颢借机杀掉杨渥，对外佯称吴王暴死，妄图瞒天过海，但又怕事情败露，杨氏旧将群起而攻，便密谋向朱全忠投献吴王辖属的版图户籍，以求后梁庇护，结果事泄，授人以柄，被徐温以弑君之罪所诛。
张颢被杀，徐温一手遮天。徐温，海州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附近）人，年轻时以贩盐为业。杨行密庐州起兵，徐温投身其魔下，与刘威、陶雅等号称“三十六英雄”。徐温虽无卓著战功，却足智多谋，深得杨行密青睐，留在府中参谋军机谋划。杨行密和杨渥死后，徐温表面上他极力维护任其摆布的政治傀儡、杨行密次子杨渭（亦即杨隆演）紒紝矠，实际上自己总掌百揆，独揽大权，并用心腹严可求℃知祥治军理财，行政安民。为了早日实现篡位窃国的梦想，徐温在先后制服了杨行密的宿将刘威、陶雅☆遇之后，外镇战略要地金陵，遥控朝政，命其长子徐知训留守扬州“辅佐”杨渭，又命养子徐知诰驻兵润州策应。一旦时机成熟，父子三人里应外合，改朝换代。
徐知训怙权恃势，我行我素，颐指气使，狂傲不羁。他不仅对群臣目空一切，骄横跋扈，而且连吴王也不放在眼里，处处寻衅，肆意狎侮。有一次，吴王赐宴文武百官，徐知训在席间提议君臣联袂表演“参军戏”助兴。他自演主角参军，幞头绿衣，英姿飒爽，而让杨渭扮演参军的仆从苍鹘，穿戴寒酸，卑躬折节，跟在趾高气扬的参军后面亦步亦趋，唯命是从。另一次泛舟浊河，他不满吴王先于他收桨停船登岸，竟极为蛮横地以弹丸击打杨渭，被吴王的贴身侍卫以盾牌挡住。还有一次，赏花禅智寺，他又使酒骂座，侮辱吴王，杨渭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回宫暗自流泪。老臣李德诚的家伎，姿色颇佳，被徐知训看中，欲纳为妾。李德诚差人婉言谢绝。徐知训恼羞成怒对来人说：“吾杀德诚，并娶其妻，亦易尔。”
徐知训的倒行逆施，自然激起杨行密旧部众将的怨怒，最后为行营副都统朱瑾所计杀。朱瑾是江南闻名遐迩的战将，因其英勇善战，功勋显赫，被心胸狭窄的徐知训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要加以剔除。朱瑾家蓄养的宠伎良马，也使徐知训馋涎欲滴。于是，徐知训便绞尽脑汁暗算政敌朱瑾。最后他决定袭用历史上阴谋家们惯用的”清君侧”手法，盗用吴王杨渭的名义，宣布外放朱瑾出任静淮军（镇泗州，今江苏泗洪）节度使。而虎视眈眈伺机惩治徐知训的朱瑾，岂肯俯首就范？为了先发制人，他佯称赴任之前举行家宴，与徐知训把盏话别，并赠以歌伎骏马。徐知训不知其间有诈，届时兴致勃勃地前往朱府赴宴。开宴之前，朱瑾在侧室埋伏下打手，并预先约定击掌为号，又将两匹雄性烈马同槽拴在廊下，任其踢咬嘶鸣，混淆外人视听。席间，朱瑾令府内色艺双全的宠伎轮番敬酒。等酒过三巡，徐知训醉意朦胧之时，朱瑾又令夫人陶氏出堂拜谒，趁徐知训拱手答拜不备之机，朱瑾抽出笏板猛击徐知训的后脑，并击掌三声。打手闻声赶到，手起刀落，轻而易举结束了徐知训的性命。
随后，朱瑾用手提着徐知训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出府，吓得徐知训的随从作鸟兽散。朱瑾翻身上马直奔王宫面奏杨渭：“臣朱瑾今日已为大王除害，从即日起大王得以亲政矣。”胆小怕事的杨渭见状大惊，吓得魂飞魄散，忙用衣袖掩面，不敢再看。因为朱瑾与其父同辈，又与其母同姓，所以杨渭平日称朱瑾为“舅”，此时仍按旧称哀求朱瑾：“舅自为之。甥不敢知。”朱瑾见他胆怯如鼠，不禁大失所望，便厉声地呵斥道：“汝果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孺子如此软弱无能，吾怎能与汝共成大事。”说着，便愤然将徐知训的首级朝着王宫内的圆柱掷去。这时徐知训的亲兵已像潮水般向王宫席卷而来，朱瑾在宫中不敢再多停留，便提剑向外冲杀。不料前面宫门紧闭，朱瑾只好返身奔向后园，试图翻墙脱身，结果坠地折足。他自知难于幸免，便在绝望中仰天长叹道：“吾为万人除害，以一身担祸，当死而无憾矣！”接着便将手中利剑猛朝颈部一横，倒地殒命。
久受徐知训欺侮和压制的徐知诰，得到镇守扬州附近蒜山渡口的心腹马仁裕的急报，星夜引兵渡江入城控制局势，接替徐知训执掌吴政，解了长期郁积心头之恨。因为在徐知训的心目中，徐知诰是迟早要除掉的政敌。徐知训平日极度蔑轻徐知诰，称他为“乞子”。不屑与他以手足之情相待。有时乘徐知诰到扬州觐见吴王之机，邀请徐氏兄弟痛饮美酒，徐知诰恐其居心不良，回避不至，徐知训使直言不讳地说：“‘乞子’不欲酒，欲剑乎？”一次，徐知诰应邀到场饮酒，徐知训又事先设下埋伏，欲趁机使人杀之。幸亏良知未泯的徐知谏暗中以足碰撞徐知诰的足踝，徐知诰才借口如厕逃脱。而穷凶极恶的徐知训却不依不饶，又命杀手刁彦能前去追杀，刁彦能不忍加害徐知诰，中途而返。屡涉险境的徐知诰，终于等来了化险为夷的时机。
吴仍称唐天十六年（公元919年），徐温为了改变自己权重位轻的处境，一再鼓动文武同僚拥戴杨渭称帝。杨渭身不由己，宣布正式立国，举行大赦，改元武义，建宗庙、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制度均用天子礼仪，只是不称帝号。同时，拜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军事，封东海郡王；授徐知诰为左仆射，参知政事。又立诸子弟为各郡郡公。庐江郡公杨颇有才干，不甘寄人篱下，对其兄所为愤愤不平，慨然叹息道：“父辈创业历尽千辛万苦，而今家国为何拱手让于他人？”
翌年五月，杨渭病危，召徐温自金陵入朝商议立嗣大计。杨渭说：“当年蜀先主刘备临终时，曾向丞相诸葛亮托孤：‘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未等杨渭说完，徐温便言不由衷地回答：“吾王此言差矣！臣当初假如有意窃位，当在诛杀叛逆张颢时信手轻取，何须拖延至今？杨氏天下不容他人染指，即使无男，有女亦当拥立。朝内倘有图谋不轨者，定斩不赦！”紒紣矠于是，他便以杨渭的名义下诏，迎丹杨公杨溥来扬州监国。不久，杨渭病逝，杨溥正式嗣位，但傀儡地位未变，仍被徐温操纵在手中。
吴顺义七年（公元927年），徐温病故。徐知诰秉承徐温衣钵，又拥杨溥称帝，改元乾贞。尔后故伎重演：自镇金陵遥控吴政，命其长子景通留守扬州辅政。吴天祚元年（公元935年），杨溥迫于徐知诰权倾朝野，又加以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进封齐王，备殊礼，特准他以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州之地建立国中之国。随后追加“九锡”，即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有权势诸侯的九种礼物。据《公羊传》何休注说：“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铁钺，九曰鬯。”封大国，受九锡，享殊礼，这是西汉王莽始创的“禅让”前奏曲。徐知诰也是先受九锡，随后禅代的。吴天祚二年（公元936年），徐知诰正式建立大元帅府，设吏、户●、兵、刑、工六部及盐铁官。吴帝被迫下诏，以金陵为西都，默认徐知诰与他平起平坐。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他在杀掉长于弓马的吴国宗室≠川王杨以后，便授意杨行密时代的勋旧周本☆德诚率众臣上表，请吴帝册命徐知诰扮演“受禅老臣”角色，领衔主演一出迫使杨溥“禅位”的逼宫戏。先是更名为“徐诰”，以示有别于徐氏兄弟，并追尊徐温为“太祖武王”；继之正式称帝，定都金陵，国号曰齐，建元升元。为了收买人心，追封义父徐温为“义祖”，以示不忘徐氏收养培育之恩。又堂而皇之，封杨溥为“让皇”。转年凶相毕露，派兵将杨氏家族自扬州强行迁往润州丹阳宫。紒紤矠杨溥在乘舟南行时百感交集，吟了一首凄惨悲戚的七律《渡江》：
为了稳坐江山，号令天下，知诰即位后更煞费苦心寻“根”觅“祖”，与李渊建立的大唐王朝赓续家谱，自认唐室吴王李恪后裔，复易姓更名为李，并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追尊其高祖李恪为定宗孝静皇帝，曾祖李超为成宗孝平皇帝，祖父李志为惠宗孝安皇帝，父李荣为庆宗孝德皇帝。
南唐的缔造者李，字正伦，因为出生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又被呼为彭奴。史书称之为南唐烈祖或先主。
李自幼家境贫寒，六岁丧父，八岁又丧母，从童年开始就成为一个“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流浪儿。紓紛矠在唐末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他曾一度栖身濠州名刹开元寺。该寺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故而得名。寺内潜龙殿，则因李幼年寓居于此而得名。紓紜矠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杨行密攻取濠州得胜，特到开元寺拜佛布施。在禅房留宿期间，他发现服侍他的小和尚相貌英俊，神态机灵，在同老僧的交谈中又得知他老实勤快，孤苦无依，于是便同该寺住持商量，为这个剃度的孩子赎身，收为养子。
在唐末五代时期，收认养子，是极为盛行的一种社会风气。它起源于私兵招募制。当时的藩镇军将，为了立功名，位将相，取天下，争相收认义子，与骁勇善战的部属结成死党，号称“义儿军”。《新五代史》为了反映这种“以利合而相资”的社会现象，专门设有《义儿传》。
杨行密将李带回扬州之后，遭到了亲生诸子的激烈反对。他们都嫌李出身低贱，有辱正在发迹的杨家门风，不屑与他以兄弟相称。杨行密迫于府内不容，只好忍痛割爱，将他推荐给部将徐温。
徐温是一个侠肝义胆的草莽豪杰，在唐末乱世，冒着生命危险，靠武装贩盐为生。因为在封建时代，煮盐贩盐，向为官府垄断，平民不得问津，违者要坐牢斩首，所以贩盐者多是铤而走险的强人。徐温后来敢于追随杨行密起兵，成为“黑云长剑”军的风云人物之一，便与这段经历有关。他是杨氏部将中的佼佼者。当初追随杨行密攻破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后，杨氏手下诸将忙于抢掠金银财帛，惟独徐温带兵把守粮仓，赈济饥民，为杨氏得民占地立下了汗马功劳。杨行密由此对徐温更加信任和器重，两人遂结成莫逆之交。所以，当杨行密要徐温将李收为养子，徐温欣然从命。于是，李从此改姓为徐，名知诰。
徐知诰到徐府生活伊始，就深得义父义母的钟爱。他恪守子道，孝敬徐温夫妇胜似生身父母，朝夕起居，承颜侍膳，俯躬迎奉，事事细致周到，处处温顺恭谨。紓紡矠他那超群的智慧和才华也随之脱颖而出。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方面，不仅与寻常百姓家的同龄少年相比出类拔萃，就连徐氏子弟，也个个望尘莫及。徐知诰九岁那年的一天黄昏，徐温在书房里令其取火掌灯，他灵机一动，借物抒怀，用手举着灯盏，望着燃烧的灯芯，边向书案走动，边自言自语地吟出四句咏灯诗：
深谙世故∠成持重的徐温，马上觉察到这是一首语义双关的咏物诗，内中蕴含着令人深思的哲理，尤其是后两句更有弦外之音。他的心不禁为之一怔，又惊又喜，暗暗想到：“好个机灵鬼，这是向我倾诉他遭遇的酸楚，也是埋怨我没有对他栽培重用啊！”当时，出于主人兼养父的矜持，徐温在养子徐知诰面前未动声色，可内心却产生了日后定要对他特殊关注的念头。
徐知诰对徐温终日俯首帖耳，竭尽孝道。有一次，他随徐温出行，途中，徐温突然想起一桩苦恼的事，心烦意乱，操起手杖便拿徐知诰出气，将他厉声斥退。待到徐温乘车回府，远远就看见徐知诰跪在门前迎候。徐温下车惊问：“你为什么跪在这里？”徐知诰哭着回答：“儿在这里等着向您请罪。适才父亲发怒，要儿离开，儿不敢有违父命，只好先回家中恭候。”徐温听了徐知诰的答话，内心深受感动，伸手将徐知诰扶起，从此以后对他更加疼爱。
徐知诰在徐府逐渐长大，徐温见他日益通达事理，便在一天当众交代：“从现在开始，全府家务交给知诰全权处理，各房男女老少都要听从他的领导。”显然，徐温是想借机锻炼考验徐知诰的办事能力。因为在宗法社会里，治家与治国是相通的。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只有治好家才能治好国。徐知诰明知这桩差事复杂棘手，却知难而上，勇挑重担。虽然说是总管徐府家务，然而，要真正管好这个人口上百、头绪繁多的将门之家也确非易事。可是徐知诰偏偏在料理如此繁杂的家务中，得到了全府上下的首肯。管家有方的徐知诰，把府中方方面面安排得有条不紊，从婚丧祭祀、迎宾宴客到租虾禄收存、钱粮布帛支出，无不得心应手。其中，尽管另设专人各司其职，但他对各项活动的筹划落实、支费存留都亲自督办。就连通常使管家感到最费脑汁的眷属衣食住行，也因调配得当而使府内女眷皆大欢喜，没因分配中的差次有等发生吵闹争斗。每遇徐温查问任何一笔花销，徐知诰都成竹在胸，对答如流。不过三年五载，徐知诰便在偌大的徐府中成了众人刮目相看、交口称赞的人物。紓紥矠但是，徐知诰对此并不满足，于管家之外，还忙中偷闲读书习字、操练骑射，立志将来能有更大作为。为此，他亲笔书录一个条幅悬挂在居室里，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这便是他十岁时的诗作《咏新竹》中的一联：
斗转星移，韶光荏苒。徐知诰走出了少年时代以后，很快就出息成一个精明干练的青年，并由徐温作主，与前升州刺史王戎的女儿结发为妻建了家室。尽管他已长大成人，但对养父养母仍像少年时代那样恭顺孝敬，每日晨昏，定时请安。在徐知诰的影响和带动下，性情温顺的王氏对公婆也竭尽孝道。倘遇二老身体不适，他们更是关怀备至。夫妻二人通宵达旦，衣不解带，躬侍左右。一次，徐温患了重病，多日卧床不起，他的六个亲生儿子互相推诿，谁都不愿留在病榻旁守护。只有徐知诰和妻子王氏日以继夜，悉心护理，亲自煎汤喂药，按时倒洗痰盂便盆。有时徐温从昏睡中醒来，听到床帐外面有人轻轻走动，便用微弱的声音问道，“何人守候在我的身边？”徐知诰夫妇闻声则连忙回答：“小儿知诰。”“儿媳王氏。”徐温听后周身热血沸腾，心潮起伏长久不能入睡。时近半年，徐温大病痊愈，王氏却因日夜操劳过度，大病卧床，诊治无效身亡。
王氏病故，徐温异常悲痛。痛定之后，徐温暗中发誓：一定要对徐知诰要给以特殊的补偿。论人品和才干，自己亲生的几个儿子谁都赶不上徐知诰，因而他决心要把养子培育成徐氏家业的可靠继承人。为此，他先给徐知诰续了家室宋福金。宋氏系江夏（今湖北汉口）人宋韦滔之女，幼年流离于乱兵之中，为王戎收留。后随嫁王戎女到徐知诰身边，王氏卒后立为继室。此后，每逢遇有征战，徐温都把徐知诰带在身边，有意为他创造熟悉军旅生活的机会，让他在严峻的沙场上经受金戈铁马的征战洗礼，在两军对垒中丰富运筹帷幄的智谋。
有一次，徐府子弟大摆酒宴，按照长幼尊卑依次给徐温拜寿。席间，徐温就题发挥，纵论孝道。当着众多亲朋好友的面，不厌其烦地表彰徐知诰的孝行；同时，又半是劝诫、半是警告，谆谆教诲亲生诸子：“别看知诰与汝等非一奶同胞，但是，自从他来到徐家以后，待我就像生身之父，甚至比对生身之父还亲。汝等切勿与他貌合神离，定要亲如手足，风雨共舟，共撑家业。”事后，徐温又致书杨行密，夸耀徐知诰德才非凡，喜爱之情，跃然纸上。杨行密得知徐知诰长进神速，前途无量，心中大喜过望。他既为自己有伯乐之识而自豪，又为知诰有千里马之才而庆幸。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逢人就讲：“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逮也！”
果真不出所料！徐知诰追随徐温投身戎马生涯以后，很快就以行动表明：他虽非出身将门，却是军旅中难得的一员将才。吴天六年（公元909年），二十二岁的知诰被徐温派往升州（治江宁，今江苏南京），任防遏使兼楼船副使，整修城池监造战船，装备水军，扼守河道纵横的大江下游。吴天九年（公元912年），杨行密旧将、居功自傲的宣州观察使李遇，不满徐温独揽吴政，举兵起事，欲争高下，徐温又派徐知诰协助主将柴再用前往弹压，因战功卓著而被提为升州刺史。
徐知诰在升州刺史任上，治绩最为显赫的是重建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龙蟠虎踞”之喻的金陵城池。
金陵城池的建设历史，可以远溯至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吴国。当时，吴国以善铸兵器著称。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在金陵城西的一座土山上筑起“冶城”，利用附近的铜、锡等金属资源，铸造兵器。这是关于金陵“城”的最早记载。
公元前472年，越国灭掉吴国。越王勾践为了称霸江淮一带，在大夫范蠡的谋划和主持下，又在金陵筑起一座土城，史称越城，亦称越台。因范蠡曾亲自率军驻守，故越城又称“范蠡城”。
公元前333年，楚国灭掉越国。楚威王受方士妄言蛊惑，为防止日后有人在此称王，便在狮子山以东一带农村埋下金制小人，以镇“王气”，称金人陵寝为“金陵”。同时在石头山上修筑一座城邑，取名“金陵邑”。金陵得名即始于此。
但是，越城、金陵邑在当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不具备城市的综合功能，仅仅是一个驻扎军队的军事据点而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金陵邑归属鄣郡。秦、汉时期，金陵改称秣陵。
关于秣陵的来历，与秦始皇巡行有关。据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南下途经金陵，陪同的术士见金陵四周地势险要，便对秦始皇说：五百年后金陵有王气。秦始皇听后龙颜大怒，当即派人凿断方山地脉，令淮水流贯金陵与长江汇合，以泄“王气”，金陵段淮水由此得名“秦淮河”。秦始皇觉得仅泄“王气”尚不能满足其传之万世的心愿，于是又下令将金陵改为秣陵。秣即草料，其意是说，在秦始皇眼里，金陵只配作他的草料场。
金陵成为真正的城市，始于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在此兴建建业城。相传，三国时期赤壁大战前夕，蜀相诸葛亮奉命出使东吴，途经秣陵，曾驻马石头山，观察当地的山川形势。当他以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审视出以钟山为首的群山，如巨龙蜿蜒蟠伏于东南，以石头山为终端的西部诸山，又似猛虎雄踞在大江之滨时，不禁脱口盛赞“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并在同孙权共商蜀吴联兵抗魏的大计之后，奉劝孙权迁都秣陵。純紝矠后来刘备赴京口（今江苏镇江）拜会孙权，夜宿秣陵，月下环顾周围山川，也与诸葛亮不谋而合，认为此处确是理想的帝都，也好言相劝孙权迁都于此。东吴的谋臣张，更以秣陵山川形胜“有王者之气”，力谏孙权离开京口来此定都。孙权鉴于三人的“智者意同”，反复权衡长江中下游两岸诸如武昌、京口等名城的轻重，最后毅然决定迁都秣陵：在西临长江、南控秦淮河入江口的石头山上，利用悬崖峭壁，依山筑起了城垣雄伟的石头城，并将秣陵改称建业，以示其决心在此建立帝王功业。
继东吴之后，东晋和南朝的宋、齐『、陈也先后在此定都，将建业又改为建康。经过二百七十多年的不断营造，建康城池更加巍峨壮观，丽宫雄殿ˉ阁寺宇鳞次栉比，遂有“六朝古都”之称。
令人痛惜的是，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胸怀统一天下大业的隋文帝杨坚，挥师渡江征南。名将韩擒虎、贺若弼兵分两路，一举攻破建康，从陈朝宫内的景阳井中活捉了沉溺酒色的末代皇帝陈叔宝，以及他宠幸的张贵妃和孔贵嫔。从而结束了陈后主“万里河山天下不管，只留一井属君王”的末日，也结束了空具江山形胜，自我消蚀在奢侈靡烂中的南朝。
隋文帝灭陈以后，惟恐江南有人据城东山再起，与他分庭抗礼，便下一道诏令对“金陵自古帝王州”犁庭扫穴，将城垣、宫殿、官署、兵营一律荡平，或辟为农田，或闲置放生，使昔日兴盛繁华的建康，从此变得萧疏荒凉起来。正如晚唐诗人李群玉那首凄凉落寞的《秣陵怀古》诗所云：
诚然，隋文帝可以凭借刀剑从舆图上抹掉古城金陵，但是，他却无力动摇或取消金陵在长江下游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这除了金陵独有险山峻水的自身条件外，长江上游的采石和下游的京口两处主要渡江要津，与金陵互为犄角，便于彼此支援，可攻可守。其东南则是当时最富庶的太湖、钱塘江水域，盛产鱼盐谷帛，“舟车便利则无险阻之虞，田野沃饶则有转输之籍，”純紣矠保证战时有充足的粮秣供应。
由于金陵地处长江南北要冲，徐知诰出任升州刺史伊始，就惨淡经营。他在“六朝古都”城址的基础上，南移了都城位置博大了城周，周长约三十五里。城墙用巨型砖石垒砌，高三丈五尺，上阔二丈五尺，下阔三丈五尺，呈梯形，墙外挖沟注水，用以护城。全城设八个城门，除东西南北四门外，另有上水门、下水门、栅寨门→光门。短短的三年时间，便使城垣雄伟ˉ堞完固、府署齐整、街市井然的名城，再度矗立在南倚雨花台，北连鸡笼山、玄武湖，东望钟山，西带石头山，秦淮河穿流其间的金陵大地上，为他日后称帝定都奠定了基础。
当时，江淮地区烽火狼烟初散，久蒙兵燹战祸的黎民百姓厌乱思治，梦寐以求，安居乐业。而行伍出身的州县官吏，却对此置若罔闻，他们仍然按照战时条规行事，以兴师斩伐为能事。这些目不能识点划，手不会握毫管的武夫悍将，对安民经国的文治之道一窍不通。身为刺史的徐知诰，则反其道而行。他谋权而不废政，选贤任能，多方求治，在聚集身边的股肱之材宋齐丘、王令谋№仁裕、周宗等人谋划下，轻徭薄赋，复苏民力，褒奖农桑，励精图治。仅用几年时间，就把升州治理得民户丰实，府库盈积，吏政清廉，百业兴旺，使得他后来离任时当地百姓依依不舍，念念不忘。
徐知诰治理升州的显赫政绩，引起了徐温的忧虑和恐惧。他生怕“而立”之年的徐知诰据城独立，对年近花甲的他恩将仇报。他深深知道，在拼死争夺皇冠的历史上，父子反目成仇，骨肉自相残杀的悲剧是屡见不鲜的。亲生父子尚且如此，养父养子又焉能相安共事？于是，徐温悄然改变初衷，想方设法与徐知诰分道扬镳了。他先是借嘉奖徐知诰营建升州有功，提防徐知诰与他分庭抗礼，将徐知诰提升为团练使，调浑山，派驻润州。继而，他亲自出马镇守升州，为日后捷足先登吴国帝位暗中铺路。为了相互策应，徐温又命其长子徐知训留守与润州只有一江之隔的扬州，一面控制用以欺世的吴王杨渭，一面掣肘对岸的徐知诰。
徐知诰对徐温这种居心险恶的人事调动极为不满，便想韬光晦迹，养精蓄锐，请求山城宣州。徐温不准，徐知诰更加不满。胸有城府、自比孔子的谋士宋齐丘闻讯，力劝徐知诰前往润州。他说：“当日项羽背约，要刘邦王汉中之地，时人皆以此举是贬谪，鼓动刘邦不受；惟有萧何赞成刘邦前往汉中，将计就计，以图大业。公欲成大事，亦当仿效汉王刘邦，占据要地润州，万万不可错失良机。如今徐知训在扬州辅政，上下树敌，积怨甚多。或目无君主，凌辱吴王；或夺人所爱，加害吴将。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徐知训今已失道寡助，危在旦夕，而润、扬二州又近在咫尺，隔江相望，一苇可航，倘若对岸鱼蚌相争，公则可坐收渔人之利。奈何舍此美差而去宣州磋砣岁月？”宋氏这席话说得徐知诰茅塞顿开，欣然采纳宋齐丘谏言，移镇润州，理民行政。
时隔不久，扬州果然有变。徐知诰惊喜若狂，连声疾呼：“宋公之言中矣！”当夜，他捷足先登，占领了扬州。等徐温从金陵赶来，徐知诰早已控制了局势。
徐温囿于骨肉之情，徐对知诰兴师渡江百般猜疑。他认为，徐知训死于非命，似乎是徐知诰的预谋。直到他视察完徐知训的公署，才打消了这种疑虑。因为他在一处土室的墙壁上，发现有徐家父子的画像。其中，老态龙钟的徐温，正站在一旁荷枷候审；他的几个儿子则分别跪在地上任人严刑拷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惟独徐知训例外，只见他头戴冕旒，正襟危坐，得意忘形。徐温望着眼前这幅血腥扑面的逼宫篡弑图，气得咬牙切齿，大声骂道：“逆子猪狗不如！死有余辜。”接着，他言不由衷，转身安抚陪同前来视察的徐知诰：“亏得你在润州，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出兵平乱。不然，老夫一生惨淡经营的家业，就将全部毁在这个不可饶恕的忤逆手中。谚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经历这场大乱，我更加觉得你是徐府子弟中真正靠得住的人。有你在，老夫入土可以瞑目矣！”老奸巨滑的徐温，迫于眼前木已成舟的事实，只好顺水推舟，奏请吴王颁诏，晋升徐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明令他接替徐知训在扬州辅佐杨渭，经办军国大事。
徐知诰辅政之初，就萌匪篡吴称帝的意念。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他又觉得时机未到，当务之急不是策划如何取代杨渭，而是加紧防范他人抢先行动。他要认真对付的头号敌手，还是他的养父徐温。他用以制服这位当朝丞相的法宝则是：拉起“尊王”的大旗，做为护身吓人的虎皮，震慑跃跃欲试的徐温及其同僚。平日，他深知徐温最爱穿白袍，于是便投其所好，每逢徐温诞辰，照例都要献上一领白袍。有一年，他去向徐温献袍祝寿，巧遇相府的一个幕僚在场。此公善于澳奉迎，最会看风使舵，见状立即借题发挥，语义双关地向徐温献媚：“白袍不如黄袍好。”敏感的徐知诰反应迅速，马上予以回驳：“公怎能如此信口戏言？丞相忠于杨氏天下，朝野有口皆碑。倘公之戏言讹传于外，岂不败坏了丞相的声誉！”徐温对徐知诰这番旁敲侧击的话语有口难辩，只好违心附和：“吾儿言之有理。汝当引以为戒。”
鉴于历代宿将武夫持械逼宫，徐知诰奏请吴王下诏，明令禁止将帅身带兵器入朝觐见，特别想从限制权倾朝野的丞相徐温做起。在他上奏之后不久，吴王杨渭病倒在床。徐温闻讯请求前去探视，徐知诰又抢先面奏吴王：“微臣养父徐温，向来以忠见称，恭奉大王，矢志不渝。但是，为了确保杨氏天下长治久安，尚须防患未然。臣请大王即刻颁诏，节镇入觐悉去兵仗，且以丞相为始。”杨渭对此正中下怀，当即传令有司拟旨。这样，在徐知诰的精心策划下，徐温便乖乖地做了武将入朝徒手觐见的头羊。
后来，杨渭病危，宣召徐温进宫共商后事。谋士严可求乘机鼓动徐温废嗣自立，徐温私下试探徐知诰，徐知诰义正词严地回答：“可求之言，事关重大，前有张颢之鉴，丞相当三思而后行。”徐知诰强调的“张颢之鉴”，是指十二年前张颢杀掉吴王杨渥又被徐温复杀的往事。做为当事人的徐温，对那次事件记忆犹新，他也深知徐知诰旧事重提的用心。想到张颢身首异处的可怕下场，徐温内心不寒而栗，当即表白：“吾焉能做此不仁不义之事！倘吾有自立之意，何须今日？当初张颢谋叛，嗣王幼弱，吾手握兵权，如行见利忘义之事岂不易如反掌。然而吾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背叛太祖行密临终时的嘱托？”于是，养父养子各怀心事，再次妥协，共同拥戴杨渭幼弟杨溥继承王位，徐知诰又一次延缓了徐温篡吴的步伐。
徐知诰在同徐温的明争暗斗中旗开得胜以后，又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制服对手如林的元勋硕望。恰在这时，发生了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无视朝纲，戎服拜觐吴王的事件。徐知诰便由此入手，大加整治。柴再用原为杨行密手下重臣，资历和战功与徐温不相上下。十五年前，他挂帅出征，平定李遇叛乱时，徐知诰还是他的副手。在柴再用的眼里，不单是徐知诰，就连吴王杨溥也是孩童之辈，因此他常常居功自傲，倚老卖老。这次违章入朝，遭到御史弹劾之后，他仍恃功不服，大肆吵闹。徐知诰觉得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不宜直接加罚，便退而谋划采取自责予以羞警之策。徐知诰故意在便殿违反一项无关紧要的朝规，随后就严以自劾，奏请吴王治罪。杨溥优诏不究，他又自罚不贷，拒领一月薪俸。此事一经传出，柴再用和朝中大臣无不肃然起敬，赞羡钦佩。紕紞矠为使那些身居要职的老臣朱瑾☆德诚、周本□威等更加折服，徐知诰甚至不惜吞服催老药物改变形象，让自己的鬓发、髭须在一夜之间变白，以便皓首老成，号令朝中文武百官。
在改朝换代的动荡岁月里成长起来的徐知诰，深知群雄角逐，获鹿得胜者固然取决于实力，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民心。汉高祖刘邦得国如此，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父子得国也是如此。因而在辅佐吴王期间，他继续推行在节度金陵时的成功之策，千方百计取信兵民。
面对往日战乱留下的累累创伤，望着金陵城内水火造成的比比灾患，徐知诰心情沉重，反躬自问：“兵民困苦，吾安可独乐！”于是，他传令有司遣散宫内歌伎，焚毁乐器。为了助民度荒，扩大衣食来源，徐知诰又下令开放山林川泽，供民渔猎樵采。他还派出大批官员巡视民间，访贫问苦，赈灾救荒，并用库金为沦为奴婢的良家子女赎身。
与此相辅而行，徐知诰极力倡导轻徭薄赋，振兴农桑。他在公元918年辅佐吴政初期，就以“吴王之命”诏示各地州县：一律免收民户在吴仍天十三年（公元916年）以前，即在徐知训执政期间，累年拖欠的赋税；同时，缓收下余两年赋税，数额待大有之年另定。紕紣矠三年之后，他又下令清查户籍，复核田亩，改革税法。根据重新核实的民户占田数量，按照土地的肥瘠高下论质收税：上田每顷二贯一百文，中田每顷一贯八百文，下田每顷一贯五百文。他还积极改革吴国以前重钱轻物，只收现金、不收谷帛的税收旧制，实行以物折价抵钱的税收新制，并让利于民，提高实物价格：绢由每匹五百文提到一贯七百文，绸由每匹六百文提到二贯四百文，绵由每两十五文提到四十文。对于计口收钱的人丁税，则索性蠲免不征。
徐知诰万没想到，这些利民措施，竟遭到了守旧朝臣的非议和反对。他们振振有词地责问：照此办理，州县每年损失官钱岂不高达亿万！长此以往，焉能不民富国贫？对于这种发难，宋齐丘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在给吴王的奏疏中据理申辩：世上安有民富国贫之理？民耕耘得谷，蚕织为帛，耕夫红女，历来都靠农桑所得纳税。假如税收强行收缴现金，折以金银无异于教民兴贩求钱，实则倡导舍本逐末，有碍富国。又致书徐知诰，督促农民缴税一律以现钱与金银，以此来求国家富庶，犹如“拥（笤帚）救火，挠（搅动）水求清”，永远也不能使火灭水清。徐知诰代吴王阅罢奏疏，高度评价宋齐丘的主张：“此劝农之上策也！”接着便大刀阔斧排除阻力，在积极发展农桑的基础上推行新的税制。不出十年，就使江淮地区出现了“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的耕织繁荣景象。
徐知诰向来严于治军，但他更善于治军。辅政之初，他针对禁中军校目无法纪，桀骜不驯，擅自成群结伙出没近畿山野，或纵禽游猎，呼啸林莽；或聚饮取乐，醉闯民居。徐知诰对此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决计用釜底抽薪之法，根治这股扰民乱军的歪风。为此，他严令各地州县，即刻废止献纳用以出猎的鹰，违者严惩不贷。此令一出，果然奏效。不足一月，便杜绝了禁中军校田猎骚扰乡民的现象。
徐知诰整饬军纪从不手软，但却爱兵如子，一向注意与士卒同甘共苦。盛夏巡视军营，他总是身着戎装，头戴盔甲，从不使人张盖遮阳，操扇驱暑。他对身边侍从婉言相劝：“众官兵头顶骄阳，汗流浃背，操练阵法，吾用此物何以心安？”对于捐躯沙场的将士眷属，他派属下四出察访优恤，每户发放三年俸禄。遇有特殊困难的贫苦人家，特别是无力完婚或安葬者，另以财物接济。
徐知诰上述深得民心军心的举措，犹如电闪雷鸣，不胫而走。中原许多有志经邦营国之士，如在江左早负盛名，才气逸发的韩熙载，长于“书檄、诗赋、碑颂”的史虚白，通晓古今、“辩论风生”的孙晟，“重厚方雅，多识故事”的常梦锡，为南唐草创“一代纪纲”、“礼仪上下”的江文蔚，以及骁勇善骑射，被誉为北方“虎臣”、“名将”的李金全‖文进等，均不远千里慕义南来，投身徐知诰麾下，心甘情愿为他奔走效劳。
为了招贤纳士，谋求治国安民之策，知诰进而又在北部边境设司派员，物色接待南下衣冠，并先后在府署专设“延宾亭”、“礼贤院”，备置经史百家、琴棋书画和文房四宝，供名士贤达会友辅仁，察古鉴今，以便他集思广益，裨补时政。
徐知诰于公务之暇，还亲自宴请宾客，借机咨访缺失，切磋大计，不论尊卑长幼，语有可采，随即纳用。他待人推心置腹，礼贤下士，用人来者不拒，发挥所长。他这种爱才惜才，留人留心的襟怀和风度，深深地感动了四方有识之士。才华横溢的韩熙载，通过他在中原的怀才不遇和南下江淮后受到的器重，以及奉使中原的对比和感受，用深情的诗道出了肺腑之言：
由于徐知诰求贤若渴，知人善任，没出几年就在身边聚集了大批肝胆相照的治国能手。宋齐丘即是典型一例。此公虽然博学多识，长于智谋，但却是一介穷困潦倒、狂狷不羁的书生。与人共事，常常恃才傲物，有时因为一语不合，便拂袖而去。他来到徐知诰门下，仍不改旧习，曾多次怒发冲冠，提笥出走。每逢此时，徐知诰都宽大为怀，容忍礼让，遂使宋齐丘感激涕零，发誓与徐知诰同舟共济，时人因此将他比作南朝刘宋忠心辅佐高相刘裕的刘穆之。他呕心沥血为徐知诰谋划军国大计，徐知诰怕泄露机密，便经常约他乘更深夜静的时候，到后园四面环水的孤亭密谈，入座后将通往池岸的吊桥收起，以保安全。有时，二人还整日围炉笔谈，用铁箸在灰烬上写字，随时抹掉所谈内容，以防事泄。
在徐知诰的感召下，一些与他休戚与共的心腹，即使年迈体衰，也不忍致仕还乡。王令谋“老病无齿”，执意不肯退出官场，家人劝他挂冠养老，他说：“齐王（即知诰）大事未毕，吾何敢自安？”他多年朝思暮想的“大事”，就是如何协助徐知诰化家为国，造就帝业。在这方面，他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特别是吴乾贞元年（公元927年）徐温死后，知诰自恃羽毛丰满，吴王杨溥和徐温诸子软弱可欺，便撕掉温情脉脉的忠孝面纱，加快了政治上的篡代步伐。已逾“不惑”之年的徐知诰，在一天早晨，面对铜镜，用手抚摩着双颊的白髭，异常感慨地自言自语：“真乃时不我待，此物无情，功业成而吾老矣！”言者有意，听者更有心。此言一经传出，他身边的谋士便心领神会，不约而同地为及早实现他的“功业”四出奔走呼号。
古往今来的历史证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而在人们笃信天命和天意的封建时代，寓意莫测的民谣∵语，是最能蛊惑人心的。因此，徐知诰的心腹们就充分利用这条最容易深入民心的渠道，对流传在江南水乡的民谣《东海鲤鱼飞上天》大肆穿凿附会，为徐知诰登临皇帝宝座鸣锣开道。他们不遗余力，在通衢闹市和乡野草庐绘声绘色地传播“天意”：东海，徐州之谓也；鲤鱼，李氏之喻也；飞上天，坐天下之举也。东海鲤鱼飞上天，盖徐州李氏坐天下之意也。同时，又广泛流传开另一首隐喻李氏兴、杨氏衰的民谣：
与这两首民谣遥相呼应，在扬州街头又出现了佯狂道人悬鲤行吟，在金陵城里发生了古刹老僧夜半撞钟两桩奇闻。
在江北扬州，有一个头戴黄冠、束发蓄髯的佯狂道人，手执一把钓竿，竿顶高悬一尾硕大的木刻鲤鱼，连续多日走街串巷，反复吟唱濠梁新鲤将要取代盟津旧鲤，新鲤尚未被人所识的短歌，意在四处寻找世间众多的“识鱼人”。其歌词云：
在江南金陵，一天午夜，更深人静，万籁俱寂。突然，古城上空晌起一阵急促的钟声，惊醒了满城酣睡的兵民。人们惶恐不安地走出家门，纷纷涌向街心探听此中根由，全城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徐知诰闻讯大纷霆，责令有司速将撞钟人缉拿归案，并要亲自审讯。
待有司将肇事者押解到府，徐知诰方知撞钟人原是寺庙的一个老僧。问其因，答云：“《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贫僧夜半撞钟，乃因偶得好诗一首，内心激动难抑，故而借钟声抒怀也！”
徐知诰又问：“何等好诗？使尔如此惊喜若狂！”
对曰：“《咏月》。”老僧当即诵道：
随后，老僧又将这首五言绝句诠释了一番，徐知诰听罢，不禁心喜。原来此诗的含义竟与童谣《东海鲤鱼飞上天》的内涵异曲同工，合若符契！于是，他加以重赏，并悄悄地释放了老僧。
在紧锣密鼓的喧嚣声浪涌过之后，纷至沓来的便是徐知诰的亲信粉墨登场，轮番演出劝进的闹剧。他们扮演的角色尽管庄谐不一，但目的都是为了众星捧月，把龙袍披在徐知诰身上。王令谋不顾病痛折磨，拖着弱不禁风的躯体，搜索枯肠，苦劝徐知诰莫负众望，顺天应人，尽早受禅。李德诚、周本则威逼吴王下诏禅位，采百官持诏乞求徐知诰即位。周宗还借给徐知诰圆梦之机，郢书燕说，大讲兆应。
据说，徐知诰一日早起闷闷不乐，夫人询问缘由。
知诰答曰：“夜有恶梦，恐兆不祥”。
夫人开导他说：“梦无吉凶，全在人圆；善于圆梦者可替你排解忧虑。”
徐知诰出门，在庭中巧遇周宗，便问：“吾在梦中路过顺天门，突然跌倒在地，是否预示将有厄运降临？”
周宗听后，认为正是劝进良机，于是便诡秘回答：“此乃可喜可贺的吉兆也。梦中倒地，日中必有人拥立矣！”接着就撩袍跪拜。紖紦矠
甚至连山林隐士沈彬，从《东海鲤鱼飞上天》的民谣中揣摩到其中奥妙以后，也向徐知诰献诗劝进。他呈送的《观画山水图》题诗中赫然醒目的一联便是：
徐知诰及其同党就是经过这番精心策划，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在“知命”之年登上帝王宝座的。
从孤儿经将领、辅臣到皇帝的李，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更是一位长于治国安民的政治家。他自吴武义元年（公元918年）辅佐吴政起，至南唐升元七年（公元943年）离开人世止，前后二十五年，在吴和南唐重要国事的决策中，始终是执牛耳的人物。这四分之一世纪，他在“东暨衢、婺（今浙江衢县、金华），南及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横亘在今江西、湖南和两广一带），西至湖湘（今湖南、湖北一带），北拒长淮（即长江、淮河），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紗紜矠的辽阔幅员内，奉行的根本国策是保境睦邻，劝课农桑，振兴文教。
李自幼生长于金戈铁马之中，亲身经历过伴随刀光剑影掀起的血雨腥风。每逢想起那烽火连天、尸横遍地的残酷年月，他的耳边就仿佛响起孤儿寡母令人心碎的哭诉声。所以，当战争的阴霾在江淮大地消散之后，他发誓不再轻易动用刀兵，以免生灵枉遭涂炭。为此，他经常教诲臣下：“百姓皆父母所生，汝等何以要争城扩地，使其肝脑异处，膏涂草野？”
在他登位之初，谋臣武将急于建功扬名，争相上疏谏言：“陛下中兴，北方多难，宜出兵拓展疆土。”同时竭力鼓动他拿近邻楚和吴越两国开刀。当他伏案披览这类奏章时，先是摇头叹息，不以为然，继而朱笔批示：“讨伐之议，愿勿复言。”紗紞矠事后又现身说法，对左右讲：“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害深且久矣。吾今日实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紗紟矠从而恪守保境睦邻之策，力戒穷兵黩武之举，尽量化干戈为玉帛。
南唐升元五年（公元941年）春天，南汉王刘龚派特使前往南唐，相约联兵灭楚，瓜分其地，李未加犹豫，当即严辞回绝。紗紡矠同年夏天，“素为敌国”的吴越京师大火，多日不息，宫室、府库、铠甲、仓廪，焚烧殆尽。吴越王钱元惊悸而死，年仅十三岁的钱弘佐嗣位，主少国弱，朝野上下六神无主，面对满目废墟不知所措。这时，南唐一些武将力主趁火打劫，纷纷请命出兵，扬言“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李对臣下则极力劝阻：“众卿所言何其毒也！奈何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横生屠戮，朕所不忍；救灾睦邻，方是圣贤倡导之正道。”因而不仅没有出兵征伐，反而派人前去吊唁，厚赠“金粟缯绮”，资助吴越治丧度灾，重建京城。有的臣下对李这种反常举动困惑不解，背后讥讽他说：“此殆田舍翁所为，不足以大事也！”紗紣矠李闻后一笑了之，也不加罪。
直到临终弥留之际，李 还不忘此道，紧紧握着长子景通（即后来的中主李）的手殷切叮嘱，“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吾欲求延年，试服金石，不想事与愿违，反倒速死，汝当以此为戒。他日北方倘以武力寻衅，汝能守吾言则为孝子，百姓定谓汝为贤君矣！”
在改朝换代的角逐中取胜的李，深知打江山的艰难，更知坐江山之不易。他从多年横刀跃马的征战中，亲自感受到了民如水，君似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威力，从而在得天下以后，把爱惜民力、赡养民力摆在复兴百业的首要位置，对历代帝王在政通人和时期奉为圭臬的施政纲领，即“王者以民为天，而民者以食为天”的信条，更加坚信不移。由是，他充分利用保境睦邻政策赢得的和平、安定的环境，在富饶的江淮水乡大展宏图，兴利除弊，富民强国，把南唐建设成一方远离战乱漩涡、百姓安居乐业的净土。正像时人沈彬在《金陵杂题》中所咏：
李针对当时的州县官吏多系行伍出身，不善理政，办案不依法典，草菅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他在立国之初，就采纳给事中常梦锡的谏言，大破以往“人主亲决细事，琐碎失大体”的政治弊端，“修复旧典，以示后代”紗紦矠，于南唐升元三年（公元939年）颁行与《吴令》并行的《升元格》。三年以后，又颁行经过修订的《升元删定条》。这部法律，强调严格执法，力戒滥杀，消除冤案，“凡决死刑，方用三覆五奏之法”。
鉴于中原兵连祸结，政苛税重，田园荒芜，李对北方迫于饥寒，背井离乡，流落江淮的难民，以及当地因昔年躲避战乱亡走山林的农户，积极招抚，妥善安置。始而计口给食，为其解脱冻馁之忧；继之按丁授田，免收三年租税，助其定居耕织，重建家园。对于植树垦荒成绩突出者，更以钱帛奖励。“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紘紜矠对于人丁兴旺、聚族而居，勤于农事的人家，褒奖尤重，既“蠲复征役”又“旌表门闾”，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鼓励。李一次就同时旌表“五世同居者”七家。其中，江州陈褒，长幼七百口合族而居，生活井然有序，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有所终，壮有所为，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全族上下和谐安康。
李深知取国艰难，更知守成不易。他为此礼贤下士，遍访为政之道。道士王栖霞的一番话语，深深打动了李的心：“治身治心，乃治家国之本。今陛下剂饱喜，尚不能节，何以福及苍生？”紘紞矠李从中得到启发，坚决励志节俭。他牢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诗训，虽然宫内财物堆积如山，但他从不滥用一钱一物，生活因陋就简，仍如往昔。一次，有司奏请李，言及太子李要用杉木制作版障，李批曰：“杉木固然不乏，但宜留作战舰，版障以竹代之可也。”这个寒门出身的君王，平日着装朴素，脚穿蒲编草鞋，衣无罗绮锦绣；盥洗、饮食等各类日常用具全为铁器，严禁有司添置金银制品；他不贪图声色犬马，下令将后宫年轻貌美的姝丽全部裁汰，准其各自还家择偶婚配，在身边只留几名老丑勤快的宫女照顾起居，对于那些使历代帝王玩物丧志的歌伎以及舞乐、苑圃、器玩等等，他更是深恶痛绝，弃之不用。他没有因为自己新皇登位而大兴土木，另建宫殿，只是将原升州刺史时的官邸略事修缮，增加几处鸱尾、棚槛而已；暑月里，寝殿帷幔仍用葛布而不换轻纱；夜晚仍以油灯照明，燃用以“乌臼子”榨制的植物油，被小宦官戏称为“乌舅”；所用灯具还是杨吴时代马厩照明的旧物，这具高约五尺的捧烛铁人，唤为“金奴”。一日黄昏，李急需灯盏，便传唤身边侍从：“速将金奴与我拿来。”顽皮的小宦官听了觉得好笑，小声说道：“金奴？乌舅配金奴，正好是天生的一对！”由于李洁身自律，清正廉明，宋齐丘在李死后送的挽幛中大加赞颂他的道德操守，其中有一联是：“宫砌无新树，宫衣无组绣，宫乐尽尘埃。”
青少年时代就“以文艺自好”的李，在身边众多的文人学士熏陶下，当政后更加重视征集文献图籍。他下诏州县，或悬重金购买，或置书吏抄写。紘紡矠据说，有个名叫鲁崇范的儒生，家境困窘，柴米不继，却安贫乐道，潜心读书。九经子史，广贮一室，逐函逐册，亲手校订。当他得知李下诏求书时，欣然将全部藏书捐献出来，并说：“图书典籍，乃天下公有之物，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都是为了益国利民。吾家并非书商，何须待价而沽？”紘紣矠李将从各地征集的三千多卷图书，收藏在他治理升州时设置的“建业书房”。这些盖有“金陵图书院”藏书印章的图书，数量虽然有限，但却为南唐日后“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今名图，辐辏绛帷”，成为“文献之地”开了先河。
与此同时，李还热心办学兴教，除在京师秦淮河畔开设“国子监”，兴办太学、小学，培养国子博士和四门博士外，又在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建置学馆，号曰“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庠”，以国学大师李善道为白鹿洞主掌教，置学田，拨专款，聚徒授业，从者不下数百。诗人江为、伍乔□洞等人曾就学于此。洞主除向生徒传授儒家经典外，还传授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境内各州县亦争相效仿，兴办官学施教。私家兴办的书楼、书舍、书院和村舍私学也与日俱增，生机勃勃。如江州陈褒的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十十顷，以为游学之资”，“江南名士，皆疑业于其家”。由于公私办学蔚然成风，一些世代耕耘的农家子弟，也设法“释耒就学”，遂使“儒衣书服盛于南唐”，与礼崩乐坏，文献俱亡”的中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由于李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南唐一跃成为“十国”中的强者。声威一时大震，引来四方朝贺。其中有中国境内的吴越、荆南、闽、南汉、后蜀、于阗∩等国紙紜矠，还有中国境外的高丽、新罗等国。
李煜就是降生在这块“三千里地山河”的国土上，靠着先辈的荫庇，度过“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紙紞矠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走向人生历程的终点的。